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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比京沪两地，1983年，反应老北京风情的《城南旧事》要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来拍，还一举夺得当年的金鸡奖。2012年，上海本土票房过千万的国产电影中，北京制作占8部，上海制作仅2部，上海在主场被全面压制。考虑到上海电影的历史地位，这是比北京国安9:1狂灌上海申花更严重的败仗。到了2014年，虽然国产电影已经走出了被引进大片压制的低谷，开始动辄获取上亿的票房，但其中依然没有上海电影的位置。其实只要到电影厂门外看一下就知道，北影厂、横店门外候选的群众演员上百上千，上海车墩镇影视城外稀稀朗朗。现在上海电影业的主营业务与其说是拍电影，不如说是建博物馆，怀念上海电影旧日的辉煌。 除了电影，其他文化产业也一样。上海出版业曾经相当于其他省区之和，建国几十年后也占有中国三成左右的比例。到了今天，全国实体书码洋在电子出版冲击下保持在500亿左右，但上海只占40亿。2014年中国出版协会主办北京图书订货会，一次销售额34.5亿元，其中沪版图书仅1.8亿元。上海在出版业已经快变成一个普通省区的水平了。 我相对熟悉的媒体行业更是如此。忽略已经必死无疑的纸媒行业，上海几家有活力的网络媒体的办公室还停留在篮球场大小、装下几十上百员工的水平；北京已经有十余家网络媒体要使用足球场级别的办公室，而且一般不止一处集中办公区。很多看了几年观察者网的读者都默认它是一个北京网站，听说编辑部在上海的时候会表示惊奇。
这说明什么？说明“海派文化”本身的脆弱性？说明“上海文化”先天不足，注定夭折？显然不是。文化繁盛与否，从长时段来看和文化自身的特性，甚至和文化界关系不大。80-90年代的时候，中国农村的台球文化曾经达到极盛，每个数百人的小村都有好几张台球案子，旁边挤满了青年。等到21世纪初，中国工业经济翻了几番，吸纳了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中国农村的台球文化骤然衰落。这显然和台球运动自身没有关系。上海文化的相对衰落，也必须在文化之外找原因。 物质基础从来是第一位的文化因素。我们说上海曾经是中国文化中心，实际上我们的意思是中国现代文化中心。因为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上海城意味着中国现代社会的一半或者更多。西方引进的现代文化会第一时间进入上海，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合几乎只能在上海和上海周边萌发。当传统社会的没落成为中国普遍共识的时候，上海引领中国文化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但是，共产党占领上海这个工业中心，目的是为了让整个国家都变成类似的工业化、现代化地区，而不是为了继续让上海工业社会维持唯我独尊的位置。1949年中国城镇人口0.54亿，1978年1.73亿，增长率超过220%。1949年上海市区550万人口，到了1978年，计入郊县不过1100万人，增长率100%，只考虑市区人口还不到80%。2015年的今天，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达到8亿，上海虽然还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但人口只有两三千万。即便不考虑内地小城市从纯粹的农业集镇向现代城市的转化的质变，仅从现代工业人口的数字看，上海占中国工业社会的总比例也在急剧下降。生产文化产品的比例自然也会大大降低。（北京的集中是因为大国的文化必然向首都集中） 从传播能力来说，1949年，全国铅印书刊50万令纸（印刷单位，相当于500张标准纸），其中20万令纸的铅印能力在上海。而上海另有66万令纸的胶印能力，还是中国唯一生产铸字机的城市。即全国的文化产品要想传播，都必须依赖上海。到了1980年，上海铅字印刷能力提高到154.7万令，胶印能力357.1万令，但相对的印刷比例却下降到全国的十分之一左右，沪版图书不再是决定性的现代文明来源了。类似地，上海的知识分子数量、新闻媒体规模虽然也一直在增长，但最终抵不过整个内地十亿人口的全面工业化，逐渐地从主流变成支流。 当然，文化“硬件”转化为软件需要时间，至少需要等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上千个县城在70年代修起了剧场，但自主的戏剧、歌舞创作、表演人才还待磨练，剧团只能翻版上海等大城市提供的样板戏和音乐作品。全国建起了几万个图书馆，但阅览室里还是要靠上海等大城市提供的画报和科普书籍来填充。所以，从1949年到80年代初，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上海依然是现代文明的领跑者，是文化革命的中心，足以和北京这个因行政地位而兴起的全国文化中心分庭抗礼。即便在最偏僻的县城，上海的服装、杂志和大白兔奶糖也还是“时髦”的代名词。 80年代中期以后，完全由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阶层步入中年，积攒了足够的阅历，开始充当各个地区的文化骨干。内地的县市级单位开始获得正规文化艺术教育培养的大学生，大多数省区已经拥有足够的受教育阶层，能够支撑销量以十万计的省级严肃文学杂志。电视、录音机等新技术的普及则给内地省级城市提供了“弯道超车”，追赶上海文化硬件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亲西方思潮一度主导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新型传媒技术的帮助下，各个地区可以跳过上海等发达城市，直接临摹欧、美、日、港、台等在物质上更发达的工业社会。就连上海本地受教育阶层也出现了去日本的“扒分”风潮，每年有数万上海青年以“自费留学”的名义飞向日本，充当廉价劳动力。80-90年代最推崇西方价值观和文明细节的全国性杂志《读者文摘》出现在兰州这个西北城市，足以证明上海可以从西方文化“二传手”的职位上下岗了。 在这个大趋势中，尽管上海电影译制厂佳作迭出，也只能算是上海作为中外文化交汇点最后的辉煌。在全面西化的思潮下，香港、新加坡等华语城市显然更“国际化”。而且由于缺乏文化深度，港台新加坡等地更敢于赤裸裸“山寨”美日文化产品，成了“透明”、更刺激的中国对外“窗口”，完全压倒了还企图进行中外文化融合的上海。所以，经常抄袭上海红色音乐的港片取代上海电影，成了录像厅里年轻人的新宠，和我年龄相仿的70后、80后大多能说上几句奇奇怪怪的粤语。《上海滩》这部为上亿中国人确立老上海形象的电视剧居然是一部港片，在80年代的文化气氛下一点也不奇怪。 与其同时，作为国有工业的要塞，作为一个财政上解中央数额一度超出广东省十倍的城市。上海的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硬件建设也明显放缓。1998年，面对闸北区大片灰黑色的旧城区，第一次走出上海火车站北广场的我大吃一惊，觉得比内地那些萧条的县城还要差些——起码县城人口密度低，不会显得如此肮脏压抑。2000年火车站北面落成了虹口足球场和三号高架轨交线，在周围无数二三层砖木旧建筑的衬托下，这两个白光闪闪的工程如同外星建筑一般。2000年元旦前夕我去上海外滩，儿童在离外滩几百米的老巷子里踢球，背后就是全家十几平米的住宅和公共厕所。同年夏天我在上海郊区实习，挑着剃头担子的浦东老汉用长刀给我刮光头，连同敲背收费2元。 当然同期的中国大城市都有大片缺乏基础设施的旧城区和许多低收入人口，不独上海如此，只是在我这个自幼憧憬“大上海”的年轻人眼中，这样的见闻未免太“现实”了一些，完全配不起那个引领中国文化、为整个中国工业化社会做榜样的大上海形象。甚至比我家那个褪色人造革皮包上的“上海”二字更黯淡。 客观地说，即便在经济-文化的双重“低谷”中。上海依然维持着远远高于内地城市的经济-文化水平。90年代后期的大下岗时代，上海虽然也出现了众多下岗阶层，但至少能为每个下岗工人提供每月四五百元的生活保障——内地县城的多数年轻人通过全职工作还赚不到这个报酬。就在绝大多数内地书店还未实现开架售书的时候，上海福州路上已经有了起码六七家“图书超市”。我第一次看到读者带笔记本进书店奋笔疾书的场面，就是在我每周末必去的上海书城。甲A联赛的最后阶段，上海率先达成了一城双顶级球队（申花、中远）的成就。这都是内地省城乃至西安、沈阳等区域中心必须仰视的城市成就。 如果说上海这个阶段出现了“衰落”，那也是相对之前引领全国经济文化的“超一线城市”地位而言——上海在进步，但相对落后的中国内地进步更快，以至于平均水平踩到了上海的脚后跟。我能理解一部分上海人因此而生的怀旧情绪，能理解王安忆那部阴郁的《长恨歌》被推出来代表90年代的上海文化。但无论如何，这是工业化从点到面、抹平经济-文化落差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化中绕不过的阶段。中国人应该对此感到欣慰。
在长三角的这一轮工业爆发中，上海虽然依然是最大的工业（增加值）城市，但已经不复当年“比你们加起来都强”的垄断地位。实际上，紧靠上海的苏州工业增加值已经即将超过上海。但工业社会不能只有工厂和居民区，还需要发达的商业区、可靠的金融中心、水陆空联运的国际交通枢纽、高端的研发、培训机构。这些设施由市县级的地方政府来配套，未免有点勉为其难。于是，在工业区遍布长三角的同时，上海当仁不让地充当了这个世界最大工业区的核心。或者说，在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的支持下，整个长三角已经变成了一个自古未有的超级城市，除了南京、杭州之外，其他原来的“市”只是为工业区配套的副中心，上海则是整个长三角的“真”市中心。 这个转变直接影响了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风貌。1999年的时候，从杨浦大桥和南浦大桥俯瞰上海，浦江两岸除了外滩一段，都是塔吊林立，码头连绵不断，沿着黄浦江伸向天际线。码头和塔吊后面是无数的工厂。21世纪的最初几年，我在杨浦区市政单位实习，工作时经常会听到震天动地的爆破声，那是上钢集团的各个钢铁厂在拆除自己的标志性建筑——大烟囱，把工厂改为商业区。现在再到杨浦大桥和南浦大桥上往下看，稀稀拉拉几处颜色鲜艳的塔吊都是工业遗址公园的景点。要想再看到大片的重工业厂区，没有一幅好望远镜是做不到了。 与之对应，2007年之前我一直在苏州修路，眼看着这个江南小城从鱼米之乡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区。但是，就在苏州GDP和财政收入已经和中西部的省级单位相当的同时，苏州并没有出现省会级的商业区，甚至不比内地比较发达的地级市强多少。走遍整个市区，也就是石路和观前街两处从清朝留下来的购物街，步行20分钟就能穿越整个苏州的繁华商圈。市区两侧还有人均GDP数万美元的工业园区和高新开发区，成片商业区也只存在于几个十字路口。这些“缺失”的商业和高端服务业去哪了？显然是近在咫尺的上海。 长三角的全面工业化造就了上海的新一轮繁荣。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事实。上海并未因此复兴自己的文化地位，在影视、出版、音乐等方面无法创作出全国风行的文化产品，全面被北京压制，甚至无法对普通的东部省会城市构成明显优势。这说明，上海的文化“衰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当年的上海为何成为全国文化旗手？除了工商业发达之外，同等重要的原因是知识分子主动或被动地走出自己的阶层与生活空间，和来自整个中国的平民生活、平民文化结合，所以能创造出兼顾艺术性和大众传播的伟大作品。今天的上海，把工业区抛到了远郊和整个长三角，用数万元一平米的房价区分了不同阶层的生活空间，用学区房的溢价从小学就开始划分社会集团，自然不复当年的创造力，无法和行政中心北京再比文化。
和当年的上海相比。21世纪的上海的确更繁华、更现代化了，陈行公路这样的社区不是被推到了城市边缘，就是被标准化的城区“赶到”其他城市。房价越来越高，房租在蔬果零售价、餐饮成本中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以至于新的迁入者必须按照自己的经济水平选择居住区。本地居民也越来越有动力卖掉高价的房子，搬到更适合自己居住的郊区地段。再加上私家车、打车软件、校车和大学自主招生的共同作用，21世纪上海各个阶层的生活空间正在快速地相互分离。如果今后几年房产税在大城市推行，穷人将更快地搬出税负水平较高的地段，富裕阶层则会向市政开支充足的城区转移。在这个可预见的未来中，上海的阶层分离运动还将持续。 对文艺创作来说，更重要的变化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改成了对“成功人士”的崇拜，以及对“和谐社会”的赞美。市委书记公开宣称：【新上海人，他们是一种能够闯荡世界的人，是世界人，中华人。上海就要有容纳世界最优秀人才的海量】。这体现在社会政策上，就是完全量化的上海落户标准：本科90分、硕士100分、博士110分，社保缴费基数低于平均工资的算25分……超过平均工资两倍的积100分！ 在宣传上，官方鼓励不同阶层各安其位。宣传部门年年评选一批“身边好人”，鼓励底层人口在拿低工资的同时能主动维护社会秩序。2012年《武训传》公开发行，上海东方网发表社论《为更多的"武训"立传》，称今人应该“接续上海文化史的光彩一页”。 与其同时，统战部门安排一批律师、金融精英进政府挂职锻炼，在区级司法局等地担任行政副职，以代表 “400万上海新阶层人士”（上海统战部党外干部处长李霞语）。中央统战部首批建设三处“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第一个就落在了上海。 这些举动表明，今天的上海管理者企图构造一个以中产阶级为轴心的稳定主流社会结构。在整个长三角乃至长江流域的工业发展支撑下，此计划在经济上或许有可行性；但对于文化发展来说，这绝不是好消息，甚至可以算得上自我阉割。 因为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近代，文艺名作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各个阶层、各个社会集团在工业化大潮中的对抗，以及普通人如何在激荡的时代里寻找梦想，如何努力打破社会对自己的限制。所谓 “赋到沧桑句便工”，不仅《红与黑》、《平凡的世界》等严肃的名著符合这个规律；就连貌似描写古代的金庸小说，也必须造出“门派”、“江湖”这两个概念，以唤起现代人对校园文化和职场斗争的共鸣。过去100年上海引领中国文化，过去20年，上海还能拍出激起全国观众共鸣的《孽债》、《蜗居》，正是上海文艺人勇于面对历史、挖掘现实、尊重文艺规律的结果。不过，那都是过去的成就了。现在的上海打算忘掉《小刀会》、《白毛女》和《阿Q正传》，和过去100年的阶层交替、社会革命挥手告别，重新在核心区打造一套精致的中产阶级文化，结果会如何呢？ 我估计，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这套玩意连感动上海中产阶级自己都很难，就更别指望感动全国人民，重塑海派文化的辉煌了。相比之下，我更看好在陈行公路两侧长大的孩子，看好他们在几十年后写下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故事。
一千年后，谁代表这个时代？ 曾经和朋友谈起一个话题：1000年后的普通人回望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会记得什么文化事件？一开始，我颇为乐观，列举了许多著名的电影、歌曲、小说、球队……然后我反应过来，1000年意味着30多代人的传承，已经不能用最近几十年才形成的传播学来衡量了。1000年前的中国文化成就，我们时代的普通人还记得多少？ 从现在向前数1000年是北宋年间。翻开人教出版社九年义务教育历史教材，宋朝平民娱乐只在《宋代社会风貌》一节有寥寥几句介绍【东京城内就有许多娱乐兼营商业的场所，叫做“瓦子”。 瓦子中圈出许多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 。许多穷苦艺人在这里卖艺谋生，有说书的、唱曲的、演杂剧的、表演踢球的，等等，令人眼花缭乱……】至于勾栏瓦子之间流行哪些曲目，讲过多少火爆评书，教科书一字未提。 后面还有一节《灿烂的宋元文化》，介绍了宋代上层社会的文明成就，只说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作为宋代词人代表。连皇帝赵佶都没有资格留下一幅瘦金体书画。其中有资格把作品内容留在历史教科书的，苏轼一人而已，而且仅有《念奴娇 赤壁怀古》的上半阙。在同一本教科书里，唐代诗人唯李白杜甫白居易得以留名。 如此看来，“青史留名”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类的大脑没有根本性变革，人的寿命也没有明显变化（这两者的确有很大可能在几十年内发生显著转变），1000年后，我们这个时代家喻户晓的大多数事物都将在平民记忆中消失。99%的名著、奥斯卡奖电影、诺贝文学奖小说都将成为生僻的词语。只有最最知名，可以跨越时代背景、超越古今文字差别去感动大多数人的文化产品才能从历史学者的工具书中走出来，在新时代的平民文化中占一席之地。 依照这个标准，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制造的千年文化遗产并不太多，具体到上海这个城市就更少。周璇的歌声尽管婉转动听，但既然今天我们在李师师之外很难数出第二个宋朝歌妓，那她显然不配走进千年之后的历史书。海派画家的花鸟的确生动，但比起《溪山行旅图》的地位恐怕差距不小，江寒汀尽管把作品挂进了人民大会堂，但恐怕还不能和如今已没什么名气的范宽相比吧…… 从形式来说，能让千年之后的普通人和我一起欣赏的当代艺术，我首先想到的是器乐。因为音乐不需要用文字来表达，即便将来没人使用汉语，没人读得懂它的名字，也不影响它的感染力。更何况我们这个时代有了录音机和数码音乐，可以超越乐器和个人演奏技巧的限制，和后世分享同一段旋律。算来算去，我最有把握让3015年的子孙欣赏的当代艺术应该是一部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几个在校大学生的课程设计——小提琴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何占豪提供主旋律、陈刚编曲配器、俞丽拿修订并演奏的小提琴曲《梁祝》，是我从记事起就熟悉的曲调。当时买磁带不像今天下载音乐那样容易，一盘磁带要能翻来覆去的听才能对得起它的价值，包括梁祝在内的一盘小提琴曲就是我家少数百听不厌、物超所值的磁带之一。 不过，在中学毕业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一部历史久远的音乐作品，至少也是古曲改编，完全没想到《梁祝》的年龄只比我这个八零后大20多岁，更没想到磁带上的三个名字居然到2015年都健在，都在工作。完全可以说梁祝是一部和新中国、和我们同时代的作品。再长大一些，对历史又了进一步了解，我意识到：一个普通矿工子弟有幸和这样一部伟大作品处于同一时代，并不是简单的巧合。或者说，上海红色年代特定的时空环境为《梁祝》的出现提供了必然性。 《梁祝》是一部少见的多人合作曲目。其中提供旋律的何占豪是典型的音乐“土著”。何占豪之父是一个底层绍兴土戏演员，完全不希望儿子继承父业。所以何占豪的音乐启蒙又“土”又业余，跟着奶奶“蹭”戏听，从哥哥姐姐那里听“洋学堂”的歌曲。17岁那年杭州解放，他考入浙江文工团，随后转入越剧团。为了给剧团配上现代乐器，他又去上海寻找能教小提琴的老师，最终在24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此时距离梁祝的诞生只有一年。可以想象，在他迈入正规音乐院校大门的时候，源于越剧曲调的梁祝主旋律已经在他心里埋了很久。 但是，如果何占豪没有在正规院校学到如何精确地分析音乐的美感，如果没有专业的作曲人才整理只存在于个人心中的旋律，如果没有完美的和声、配器，梁祝的旋律将永远是何占豪自己课余的习作，绝不会成为跨越阶层和地域感动几亿人的名曲。实际上，在《梁祝》一举成名之前，何占豪已经自己根据越剧曲调写了一个弦乐四重奏《梁祝》，但只在学校内部引起了一定反响。直到来自音乐世家的学长陈刚参与创作，情况才出现了转折。 陈刚的父亲陈歌辛是中印混血的西洋音乐名家，自幼在上海受西式教育，师从欧洲音乐家，此后一直从事作曲和音乐教育工作，无论在民国的音乐学校还是在日伪文化机关，他都是主力创作人员。周璇等上海歌女赖以成名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夜上海》，都是陈歌辛作曲。他自幼对陈刚进行严格的音乐教育，也为他聘请了欧洲名师，对儿子的期望就是复制自己的人生道路。陈歌辛同时也非常善于判断时局。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夜，他重新开始写作抗日歌曲。1949年上海刚解放，他立刻把14岁的陈刚送去参加解放军“洗清出身”。毫不意外，新中国刚刚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高等音乐教育体系，陈刚就在20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成了比自己大两岁的何占豪的学长。 本来陈刚并不看好何占豪组织的“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认为这个小组的口气太大，实力不足，觉得“我专业作曲马上毕业了，我同你们业余的搞这些算什么呢”。担心与何占豪合作影响自己的毕业设计。但接触到梁祝旋律后，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座源于民间艺术的“超级富矿”，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另一名以演奏闻名的参与者俞丽拿，也是音乐世家出身，自幼学西洋乐器，虽然未曾在作者名单上署名，也为梁祝的编曲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到了1959年5月4日，从确定主题开始不到半年，梁祝的创作即告结束。 5月27日，俞丽拿为首的演奏团队公开演奏这部民族交响乐，一举征服所有观众，不得不全曲返场，当日就成为重大新闻。1960年，中国在莫斯科举行国庆11周年音乐会，也是我国首次海外中国交响音乐作品专场，《梁祝》是重头曲目。诞生仅一年，《梁祝》就确立了中国文化代表作的地位。时至今日，《梁祝》已经全方位覆盖了中国社会，上至国家级音乐会、下到小学生音乐课，乃至音乐贺卡和街头宣传车的背景伴奏，《梁祝》的旋律几乎无所不在，覆盖了所有阶层和地区。所以我相信1000年后的中国文化后继者依然会熟悉它的声音。 俞丽拿（左）、陈钢（中）、何占豪（右）合影 《梁祝》是一部传统与现代交织、高雅艺术和民间戏曲共生、中西文化结合的作品。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说，当时红色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工业社会在上海、唯一有深厚现代音乐传统的城市也是上海，所以，尽管中国内地广阔，以上因素最佳的结合地点却是上海这个现代城市。回顾它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传统戏曲锤炼多年的旋律、现代音乐的表现方式、来自底层的艺人和现代城市的音乐世家，四个创作条件都是必要前提，缺一不可。而5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迫使四个条件紧密结合——无论当事人主动还是被动地投身于这种结合。 除了梁祝外，50年代被当代音乐人整理出来的民间名曲，最知名的是《二泉映月》，同样是杨荫浏、曹安和两个曾长居上海、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音乐人从底层社会发掘的曲目。若非新社会积极鼓励、支持知识分子向民间挖掘音乐素材，这段伟大的旋律也会像无数民间佳作一样，在道观妓院之间辗转几次就此泯灭。而《二泉映月》从单纯地民族器乐转为现代音乐，最早的改编者和演奏者，正是 “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的何占豪和丁芷诺。如此看来，梁祝这部伟大爱情作品出现在50年代的上海，以国庆十周年献礼作品的身份亮相绝非偶然。就算没有《梁祝》，这个打碎阶级藩篱，鼓吹新文化的红色年代也会诞生其他名作。正如何占豪的自述： 【《梁祝》诞生的过程应该恢复它本来的面貌。我们靠《梁祝》起家的三位“名人”，在当年“蚂蚁啃骨头”的《梁祝》工程中，不过是“三只小蚂蚁”而已……旋律的原创者是越剧界的老前辈和江南的劳动大众。《梁祝》的成功，很大部分应归功于刘品、孟波等当年的领导与策划；归功于以丁善德、赵志华为代表的老师们的指导；更要归功于以丁芷诺、俞丽拿为代表的当年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同学们，正是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小提琴民族化的雄心壮志和团队精神，催生了《梁祝》的诞生。《梁祝》是名符其实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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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2-18 18: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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