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前的周作人：和平观念和悲观预测

心尊门

撰文：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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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提到‘合作’时，立即就会给研究者冒着风险描述的政治现象施加了人为的道德框框，因此就会导致仅从道德角度来解释合作政治，阻止了从其他方面进行考察。历史研究者必须设问，合作者预先假设的道德准则是如何形成的，而不能根据这个道德准则来判定他们的行为。我们既不能接受在历史真实面前添油加醋，也不能对已发生的历史事实置若罔闻。”

——卜正民（Timothy Br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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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北京大学师生废名和乐黛云等到江西吉安专区参加土改工作。许多年后，乐黛云回忆了她与老师废名之间的一次对话——

他又问我对周作人怎么看，我回说他是大汉奸，为保全自己替日本鬼子服务。废名说我又大错特错了，凡事都不能抽空了看。不能只看躯壳。他认为周作人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有智慧的人，他宁可担百世骂名而争取一份和日本人协调的机会，保护了北京市许多文物。废名先生说，义愤填膺的战争容易，宽容并做出牺牲的和平却难。事实上，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并不是后者而是前者。废名先生关于已知和未知的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对待广大未知领域的原则，他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我却始终是半信半疑。如今，恐怖与反恐怖之战遍及全球，我又不能不常想起先生“和平比战争更难”的论断。

废名是周作人著名的弟子。1930年代中期，他甚至把周作人与孔子相比，认为知堂是儒家，在他的文章里，“随处感得知者之言，仁者之声”，从中可见他的心情，然而这是难以企及的。”抗战结束后，周作人沦为阶下囚，而废名在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第十一章《一天的事情》中，借人物的口吻对周氏大加赞美。他为周作人滞留北平、出任伪职辩护，称其“注重事功”，“忠于道理”，“只求有益于国家民族”；甚至说，“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他有火一般的愤恨，他愤恨别人不爱国，不过外面饰之以理智的冷静罢了。” 尽管世事沧桑，但学生对老师的高度信任和崇敬之情一如既往。他的态度着实令人称奇。尊崇一个人自然容易看到他身上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但也容易放大一些东西，甚至以他的是非为是非，以他的话语为真实。



废名

废名的话使我意识到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和沦陷时期的周作人思想中，是有一条和平观念的线索的。然而，这条线索迄今不为人关注。究其原因，一是他的和平观念不像其“人的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妇女论与儿童论等理论主张那样，可以找出显豁的外在标志，它更多地潜存于波诡的水面之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相关研究受到了一些观念的束缚，一顶“汉奸”的帽子往往遮蔽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谈到“汉奸”一词对研究的影响时说：“在无辜者与混蛋之间没有留下中间类型，没有留下不确定的空间，没有留下理由来回忆和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还说：“当一提到‘合作’时，立即就会给研究者冒着风险描述的政治现象施加了人为的道德框框，因此就会导致仅从道德角度来解释合作政治，阻止了从其他方面进行考察。历史研究者必须设问，合作者预先假设的道德准则是如何形成的，而不能根据这个道德准则来判定他们的行为。我们既不能接受在历史真实面前添油加醋，也不能对已发生的历史事实置若罔闻。我们的任务是透过这些人为设置的道德框框，审视其背后的政治事实，来了解实际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并不认同作者书中所体现的非道德化倾向，但他所指出的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是明显存在的。具有浓厚政治、道德色彩的标签容易导致对历史人物的类型化认知和漫画式处理，忽视、误解甚至曲解其真实性和复杂性。与其进行简单化的道德审判，不如暂且把那些道德观念悬置起来，深入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去，考察制约人物选择的动机、知识结构、人际关系及其行为准则。俗话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而实际上，乌鸦是有不同的颜色的。基因变异而产生的白乌鸦自可不提，达乌里寒鸦的颈部、胸部和腹部是白色的，白颈鸦也有着白色的颈部和胸部。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周作人的和平观念与时局变化、他的个人选择之间的互动，寻绎其思想观念的内在联系，试图找出一个可以阐释他在附逆期间思想和行为的整体框架，从而加深对其附逆事伪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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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1932年又发生一二八淞沪抗战。日军进逼华北，虎视平津，进一步入侵中国的企图昭然若揭。一方面，全国上下抗战的呼声高涨；另一方面，由于中日国力悬殊，中国国防薄弱，不少政界、知识界人士认为中国无力支撑抗战，应该主动求和。抗战还是求和，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严峻挑战。周作人无疑是主和的，不过他很少直接议论战争与和平，而是借助于谈论文化、历史问题关注现实。从1932年到1937年，周作人在文章中重点关注了日本问题、对秦桧的评价、民族气节、国民性以及国防实力等问题，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他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和对于中国抗战前途的悲观预测。



周作人1934年赴日，日本文艺家为其举办欢迎宴会

1935年到1937年间，周作人连续写了多篇谈论日本问题或回忆在日本生活的文章，除了《怀东京》《东京的书店》，四篇“日本管窥”和两篇“谈日本文化书”的重点都在于对日本的批判，揭露日本方面对于中国的恶意。

《日本管窥》一文虽然表达了对于日本故乡式的感情，肯定日本国民性的优点，却意在批评日本人的缺点。他举了日本人在中国的行径作为例子。早在1933年10月所作的《颜氏学记》中，他就旁敲侧击地指斥日本右翼的法西斯思想：“现时日本之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派政权，岂非悉由于此类右倾思想之作祟欤。”又在《日本管窥》中写道：“我觉得日本这几年的事情正是明治维新的反动，将来如由武人组织法西斯政府，实际即是幕府复兴”。“日本人是单纯质直的国民，有他的好性质，但是也有缺点，狭隘，暴躁。……日本人的爱国平常似只限于对外打仗，此外国家的名誉仿佛不甚爱惜。”他还抱怨关于日本的文章不好写：“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了。” “日本管窥”第二篇《日本的衣食住》虽谈日本日常生活的美感和自己的爱好，而结尾处陡转：“但是，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岂终沦于劣种乎，念之惘然。因谈衣食住而结论至此，实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论也。”有感于“心中文化与目前事实”的矛盾，周作人在《日本管窥之三》中表示，探讨日本文化不应“以学术与艺文为限”，试图扩大考察的范围。到了《谈日本文化书（其二）》，则明确指出：“一个民族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要研究或理解日本文化，不能“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无论这是怎样地可怨恨或轻蔑。”他这样谈到日本对中国的丑行：“二十年来在中国面前现出的日本全是一副吃人相，不但隋唐时代的那种文化的交谊完全绝灭，就是甲午年的一刀一枪的厮杀也还痛快大方，觉得已不可得了。现在所有的几乎全是卑鄙龌龊的方法，与其说是武士道还不如说近于上海流氓的拆梢，固然该怨恨却又值得我们的轻蔑。”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差不多要破口大骂了。

最终，《日本管窥之四》离开了前几篇管窥从艺文学术、日常生活方面谈日本，而直击日本现代的武人。他指日本所谓的“大陆政策”其实就是中国所称的“帝国主义”。他写道：“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他举出的事例有：藏本事件，河北自治事件，成都北海上海汕头等事件，走私事件，白面事件等。这些事例，“可以证明其对中国的行动都是黑暗污秽歪曲，总之所表示来全是反面。”他以比较宗教信仰的方式，从神道教崇拜仪式中寻找原因：“日本民族与中国有一点很相异，即是宗教信仰，如关于此事我们不能够懂得若干，那么这里便是一个隔阂没有法子通得过。……中国的民间信仰虽多是低级而不热烈者也。日本便似不然，在他们的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凭或如柳田国男氏所云‘神人和融’的状态，这在中国绝少见，也是不容易了解的事。”他指认神道教精神是日本右翼运动的灵魂：“神道教精神……是大可表彰的，日本如要为右倾运动找一个灵魂，这就是的，亦不妨称之为国粹。……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国民性终于是迷似的不可懂。”他说：“不懂信徒的精神状态便决不能明白日本的许多事情，结果我不得不绝望，声明我不能懂，……这一句话却是很有价值的，或者在我的《管窥》四篇这是最有价值的话亦未可知。”图穷匕首现，点出日本右翼的精神支柱和行动上的丑都源自神道教的精神，揭批日本军国主义的非理性。到此，话说到底了，这篇文章便结束，四篇“日本管窥”也就结束了。然而，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写了四篇《日本管窥》，将日本的国民性归结到宗教上去，而对于宗教自己觉得是没有缘分，因此无法了解，对于日本事情宣告关门不再说话了。”他的“日本研究”小店就此关门。其实，他是以委婉的方式表示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他后来说在摘抄“日本管窥”而成文的《日本之再认识》中没有“颂圣”，而是“意在讪谤”。这“讪谤”很好地概括了“日本管窥”的用意。

四篇“日本管窥”显示了高度的文化政治策略，这从文章的结构、手法、修辞等方面均可看出。在当时，谈论日本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周作人在《读禁书》（1935、8）一文中，说到刊于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署名“易水”的《闲话皇帝》，该文涉及日本天皇的文字被认为“不敬”，遭到日方的强烈抗议，主编被判刑。这几年，国民政府对日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压制各种带有抗日倾向的文章。“这些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客气”的言论，尽管看起来既表扬日本的优点，又指出其缺点，似乎两不偏向，然而最后由日本宗教崇拜仪式上神像出巡所显示出的非理性，归结出日本不可知，从而宣布“日本研究小店”关张。这样戛然而止势必予人以深刻的印象，令人警醒。

周作人写于193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文章的中心主题是揭批日本军国主义的真实意图和现实丑行，然而还有一个贯穿始终、使人印象深刻的副主题，那就是对日本与中国同为亚细亚国家命运共同体的体认，特别是日本贤哲所表达的“东洋人的悲哀”使他产生强烈的共鸣。他在《怀东京》中说：“中国和日本现在是立于敌国的地位，但如离开现实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日本有些法西斯中毒患者以为自己国民的幸福胜过至少也等于西洋了，就只差未能吞并亚洲，稍有愧色，而艺术家乃感到‘说话则唇寒’的悲哀，此正是东洋人之悲哀也，我辈闻之亦不能不惘然。”他始终对日本怀有故乡般的感情，对日本文化也深致敬意，对东亚共同体的梦想难以释怀。

1935年、1936年，周作人替秦桧翻案显然与当时日本大兵压境和周氏自己的失败主义思想密切相关。其核心的观点是强调议和可以保存民族实力，甚至认为和比战难，主和更需要政治的定见和道德的毅力。



杭州岳王庙的秦桧夫妇跪像

1935年3月，报载南京市政府呈请教育部通令查禁吕思勉著《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该书指南宋末年大将宗泽、韩世忠、岳飞等的军队“将骄卒惰”；又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之处”。教育部通令指责吕持论大反常理，诋岳飞而推崇秦桧。周作人在《岳飞与秦桧》中引前人俞正燮、朱熹的言论，肯定吕“意思却并不会错，至少也多有根据；而人们崇拜岳飞唾骂秦桧的风气是受了《精忠岳传》的影响。”文末引用清代学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五中的话：“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宋之南渡，秦桧主和议，以成偏安之局，当时议者无不以反颜事仇为桧罪，而后之力主恢复者，张德远一出而辄败，韩侂胄再出而又败，卒之仍以和议保疆。” 这文末的话才是作者要重点表达的意思，与当时面临的和战情势以及周作人的思想状况直接相关。为秦桧翻案自有思想史、文化史的价值，然而联系周作人后来附逆下水来看则是不祥之音。接着他又在《关于英雄崇拜》中说：“中国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从避难回来，却热烈地崇拜主战者，称岳飞而痛骂秦桧，称翁同龢刘永福而痛骂李鸿章，皆是也。”《再谈油炸鬼》评论道：“秦桧主和，保留得半壁江山，总比做金人的奴皇帝的刘豫张邦昌为佳，而世人独骂秦桧，则因其杀岳飞也。”“……但见坟前四铁人，我觉得所表示的不是秦王四人而实是中国民族的丑恶……这种根性实在要不得，怯弱阴狠，不自知耻……如此国民何以自存，其屡遭权奸之害，岂非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者也。”他引用朋友的话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 这是周作人在几篇为秦桧翻案文章里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也似乎是本文开头所举废名观点的来源。

与重新评价秦桧问题相关，周氏又指责了不注重事功的偏激的气节观。他对人们崇拜关羽、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不满，认为前两者的名誉多是从说书唱戏上得来的，文、史虽有气节，但“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自然这并不是说还是出张弘范或吴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国另外出些人才，是积极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英雄崇拜》一文说，崇拜英雄本来也是一件好事，不过英雄的行为应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他们的确是可以佩服，第二是可以做模范”。而关羽、岳飞只是尽职的武将，他们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小说的关系。时人崇拜文天祥、史可法，两人的忠烈固可佩服，但中国未亡，需要的是“救亡扶危”的英雄。在他看来，这四人的事迹均不足法，于是推出越王句践与大夫范蠡，特别标举他们报仇雪耻中所表现出的“坚忍”。这种品格正与现实中“大都轻躁、浮薄和虚假”的各种运动形成鲜明的对照。越国君臣堪为模范的还有一点，“即是他们的沉默，不乱嚷，不空宣传” 。这表扬他们的韬晦和脚踏实地。国难当头，而现实中中国上下所表现出的喧嚣、轻躁、虚妄等使他忧愤难平。

在《颜氏学记》中，周氏指气节“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么事都只以死塞责，虽误国殃民亦属可恕。一己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颜元《性理书评》有一节关于尹和靖（焞）祭其师伊川（邵雍）文，周氏说“习斋所批首数语虽平常却很有意义”。颜文云：“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仓惶久之。”周作人说：“那种偏激的气节说虽为儒生所唱道，其实封建时代遗物之复活，谓为东方道德中之一特色可，谓为一大害亦可。……若在中国则又略有别，至今亦何尝有其气节，今所大唱而特唱者只是气节的八股了，自己躲在安全地带，唱高调，叫人家牺牲，此与浸在温泉里一面吆喝‘冲上全去’亦何以异哉。”

1935年6月，周作人写作了《醉余随笔》《责任》两文，由遗民的话引发出自己的观点。前者引用洪允祥一则随笔中的话：“《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一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此语极精。《颜氏学记》中亦有相似的话，却没有说得这样彻透。近来常听有人提倡文天祥陆秀夫的一死，叫大家要学他，这看值得天醉居士的一棒喝。”后者由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引出他对救亡责任的思考，再引洪允祥《醉余随笔》中的话。在几篇关于遗民的文章里，周氏引人注目地提出“气节”问题。他没有否定气节的价值，甚至对顾炎武表现出的气节表示赞赏，只是如《颜氏学记》所说反对那种偏激的气节说，所以他要对气节进行了限定。比如在《责任》中提出了几条责任，“一是自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忘说，误人子弟，该当何罪，虽无报应，难免灰心，但当尽其在我，锲而不舍，岁记不足，以五年十年计之。三十言行相顾。中国不患思想界之缺权威，而患权威之行不顾言，高卧温泉旅馆者指挥农工与陪姨太太者引导青年，同一可笑也。无此雅兴与野心的人应该更朴实的做”。

不同的气节观显示出面对国家危亡之间时两种对和平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式的拒绝，一种是忍辱负重的坚持，——甚至不惜与敌人协力，争取和平的空间和时间，最大限度地保存民族国家实力，以图东山再起。周作人担心过于强调气节，缺乏韧性，容易导致失去和平的机会，不利于民族的自我保存。

周作人认识现实，往往由历史现象作参照，这是其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他在北大发表了一次关于征兵问题的演讲。除了谈论现实的征兵问题，还谈及抗日乱象所反映出的国民性问题。“近来中国不知道从那里得来了一件谬误思想，迷信‘公理战胜’，与原有的怯弱，取巧等等劣根性相结合，这是一个大错。”当兵需要诚意，不是简单地穿上漂亮的军服，威风像一名勇士，还得不怕苦，不怕死。“我觉得我国人缺少的便是诚意，上上下下都是你骗我我骗你，说诳，用手段、取巧”。有几个地方训练壮丁，用意与待遇未始不好，然而有些农民宁愿逃亡，流落外地作苦工，却不肯在乡里训练拿工资，原因是不相信。定县农村说全村的户口有多少，但官厅的记录则更少，因为各种支应摊派按户口计算，这也是不信任的例子。

现实的乱象、败象使得周作人痛感国民性遗传之可怕。《关于命运》云：“好几年前我就劝人关门读史，觉得比读经还要紧还有用，因为经至多是一套准提咒罢了，史却是一座孽镜台，他能给我们照出前因后果来也。我自己读过一部《纲鉴易知录》，觉得得益匪浅，此外还有明季南北略和《明季稗史汇编》，这些也是必读之书，近时印行的《南明野史》可以加在上面，盖因现在情形很像明季也。”“我说现今很像明末，虽然有些热心的文人学士听了要不高兴，其实是无可讳言的。我们且不谈那建夷，流寇，方镇，宦官以及饥荒等，只说八股和党社这两件事吧。……明季士大夫结党以讲道学，结社以作八股文，举世推重，却不知其于国家有何用处”。“代圣贤立言，就题作文，各肖口吻，正如优孟衣冠，是八股时文的特色，现今有多少人不是这样？功令的时文取士，岂非即文艺政策之一面，而又一面即是文章报国乎？读经是中国固有的老嗜好，却也并不与新人不相容，不读这一经也该读别一经的。”文章结尾处引用日本的一首小诗：“虫呵，虫呵，难道你叫着，‘业’便会尽了么？” 在该文中，“业”指的就是一种遗传的国民性。《苦茶随笔·后记》写道：“五月三十一日我往新南院去访平伯，讲到现在中国情形之危险，前日读墨海金壶本的《大金吊伐录》，一边总是敷衍或取巧，一边便申斥无诚意，要取断然的处置，八百年前事，却有昨今之感，可为寒心。”周作人从野史、笔记上关于晚明的图像来对照现实，从而指斥现实的败象，表现出浓重的悲观情绪。



《苦茶随笔》

周作人又以遗民的文章所记明末的乱象与现实相对照。《拜环堂尺牍》抄录明末陶崇道尺牍，反映出当时敌强我弱，一片败象，而“朝士作高奇语”。周作人解释道：“高奇语即今所谓高调，可见此种情形在三百年前已然。”他在《苦竹杂记·谈禁书》再引拜环堂尺牍，认为所述当时的情形与现今颇为相像。周作人于1933年1月14日致曹聚仁的信，信中说：“榆关事起，平津骚然，照例逃难如仪，十日来要或能逃者各已逃了，似乎又静了一点下来；如不佞等觉得无可逃，则仍未逃耳。中国大难恐未有已，上下虚骄之气太甚，窃意丧败无妨，只要能自反省，知道自己的缺点何在，可望复兴。……五四时自己谴责最急进者，（原刊此处留有六字空白——引者）都变成如此，他可知矣；他们虽似极左，而实在乃极右的一种国粹的狂信者。不佞平常为遗传学说（古人所谓‘业’）所恐胁，睹此更为栗然。中国如亡，其原因当然很多，而其一则断然为此国粹的狂信与八股的言论，可无疑也。此刻现在，何处可找理性哉！且坐看洪水——来或不来，此或亦虚无主义之一支配！”历史与现实惊人地相似，话说得很沉痛。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到七七事变之间，周作人写了二十来篇关于遗民及其遗民著作的文章。在国家危难之际，周作人借对遗民生活及其言行的思考，执着地想着亡国后个人的选择，其背后反映出他对民族前途深刻的悲观和焦虑。

六朝人中，周作人最钦佩的是陶渊明和颜之推。颜之推一生中由梁入北齐，再入北周，后又入隋，三次经历亡国。周氏特别珍重《颜氏家训》，称该书，“积其一身数十年患难之经验，成此二十篇书以为子孙后车，其要旨不外慎言检迹，正是当然，易言之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之意也。”他特别对明朝遗民有好感。《关于傅青主》引傅山关于乱世之道的话，评价道：“遗老的洁癖于此可见，然亦唯真倔强如居士者才能这样说，我们读全谢山所著《事略》，见七十三老翁如何抗拒博学鸿词的征召，真令人肃然起敬。”江南名士叶天寥日记详尽记述其隐居生活，“可以见其闲穷与闲适之趣”。周对叶在亡国后的生活的艺术表现出深刻的同情和兴致。也许周作人写这些文字未必都是因为时局，然而由于所面临的惘惘威胁，明朝遗民的人和文对他便有了特别的吸引力。周作人写遗民的文章，反映了他试图寻找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生活之艺术。他在这些文章中对遗民们个体的自我保存予以肯定，而不是把气节放在优先的地位。

郑振铎文章《惜周作人》是研究周作人附逆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他记下了在七七事变之前和周作人的一次谈话，周作人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持“必败论”，这是他堕落下水的主要思想原因之一。“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他持的是‘必败论’。”“‘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而太相信日本海军力量的巨大。”郑振铎的记述是可信的，因为可以从周作人自己的文章里得到充分的印证。周氏在《弃文就武》中向当局提出质问：“第一是想问问对于目前英美日的海军会议我们应作何感想？日本因为不服五与三的比例把会议几乎闹决裂了，中国是怎样一个比例，五比零还是三比零呢？其次我想先问问海军当局，……现在要同外国打仗，没有海军是不是也可以？据我妄想，假如两国相争，到得一国的海军消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不但甲辰的日俄之战如此，就是甲午的中日之战也是如此。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戌这四十年间便一直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现今要开始战争，如是可能，那是否近于奇迹？”

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而中国国防力量薄弱，国民性的痼疾又根深蒂固，几个方面因素合起来就产生了他的必败论。正因为如此，他才急于替秦桧翻案，为议和正名，对偏激的气节论提出质疑。

周作人对本民族抗战持“必败论”，他无疑是主和的。在1934年7月6日致梁实秋的信中，周作人说：“本来想一说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张，又觉得大可不必，故复终止。”简单的一句话，却实实在在地表明了他的政治主张。可能正是由于这个主张，他还试图与左翼作家和解。他在《苦茶随笔》的后记中说：“我以前以责备贤者之义对于新党朋友颇怪其统一思想等等运动建筑基础，至于党同伐异却尚可谅解，这在讲主义与党派时是无可避免的。”在日本占领东北、紧逼华北之时，提及“和日和共”，说明与日本议和是他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上面所谈日本研究、对秦桧的评价、民族气节、国民性以及国防实力等问题都与他的主和思想密切相关，可以说主和思想是他认识和评论这些问题主要的思想语境和原则。这些问题或者揭示失败的不可避免，或者试图回答在失败不可避免的形势下应该何为。

在抗战爆发前后，与周作人一样，对抗战前途缺乏信心，因而支持议和的知识界和政界人士大有人在。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的王世杰在1937年8月3日日记中记：“二、三日来，首都一般人士，感觉身家危险，有知识者则对国家前途不胜恐惧。故政府备战虽力，而一般人之自信力仍日减。今日午后与胡适之先生谈，彼亦极端恐惧，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又说：“胡（适之）、周（枚荪）、蒋（梦麟）均倾向于忍痛求和，以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在大战发生之前为之。”这种浓重的悲观情绪在朝野上下蔓延，“八一三”事变后还形成了一个以汪精卫为中心的、主和派的“低调俱乐部”。胡适也是这个由周佛海主持的团体之一员。



汪精卫

据陈公博回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对1932年“一·二八”之战、1933年古北口之战原是主张抵抗的，但古北口之战又让汪深受刺激：“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军火因敌人的军火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他的对日方针便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转向重在交涉。抗战爆发后，开始形成他的“和平论”思想。广州、长沙相继失陷后，其“和平”的意见更加坚决，并付诸行动。曾仲鸣遇刺身亡后，汪精卫在《举一个例》中坚定了他“和平”的思想信念：“我所诚心诚意以求的，是东亚百年大计。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两国对于和平只要相与努力，必能奠定东亚百年长治久安之局；不然，只有两败俱伤，同归于尽。”于是，汪开始了他的政治豪赌，建立傀儡政权。

陈公博说汪精卫：“他总以为中国国力不能抵抗，只求日本无灭亡中国之意，不妨讲和平。……他总以为日本总说中国没有诚意，我现在表示极大的诚意，这样可以成立中日间的真和平。”周作人显然不一样，他始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恶意有着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才通过陶希圣转告汪精卫不要上当受骗。据陶希圣回忆，他在从河内到香港时，派武仙卿前往北平，考察北平沦陷之后的情形，特别访问了周作人。周氏对武说：“日本少壮军人跋扈而狭隘善变。一个宇垣一成大将，被他们抬高到九天之上，又被他们压制到九地之下。他们对本国的军事首长尚且如此，对于外国的政客如何，可想而知。”他还托武给陶带口信：“干不得。”周作人在1963年致鲍耀明的信中又说：“当时有周化人氏曾来访问，我告以日军人素不讲信用，恐难合作，便嘱为转告汪君，请其慎重，但不久而‘国府还都’。于事实毫无补益也。”这些材料很可以见出周作人对日方的警惕和敌意。

然而，周作人的和平观念与汪精卫对日和谈的政治主张之间是有着相通之处的，这或许在一定的程度上促成了他日后与汪伪政权的合作。

（本文原载《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特辑》，《文化论集》第55号，早稻田商学同攻会2019年9月。原题《周作人的和平观念与附逆》，文章对周氏考察为三个历史阶段，本文节选其中第一个阶段，即从九一八事变到北平沦陷。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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