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土耳其，需要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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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这首抖音神曲很能勾起人们对土耳其的种种念想。
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的要冲，自然风光秀美壮阔。99%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却又是极少数的世俗化现代国家。在这里，历史的、现代的、世界的、民族的各种元素冲突又交融，生发出奇特的风土人情。
文明大熔炉
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其旧都伊斯坦布尔保留了各种文明和历史的印迹。
建于东罗马帝国时期的索菲亚大教堂是基督教堂，属于经典的拜占庭建筑。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叹服于这座教堂之美，没有简单地把这个异教徒的殿堂一火焚之，而是在教堂外修建了4座宣礼塔，将其改为清真寺。
直到1935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索菲亚大教堂恢复为博物馆。这座基督教堂就这样在穆斯林聚居的世界里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1616年，伊斯坦布尔建成了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其四周墙壁镶嵌着两万多块蓝色花瓷砖，使得大厅里的光线显得格外柔和、静谧，故又称“蓝色清真寺”。这是奥斯曼建筑艺术和东方建筑艺术的结合，烧制这些蓝色花瓷砖的工匠来自东方的波斯。
攻灭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规划在伊斯坦布尔建造托普卡珀宫，这里收藏着1.7万多件中国古瓷器，上至唐宋，下至明清，据说其馆藏仅次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德累斯顿艺术博物馆，处世界第三位。
此后，奥斯曼帝国的君主苏丹视自己为天下之主，致力于将游牧部落的传统、波斯的艺术修养、拜占庭的政治文明和阿拉伯的科学文化融于一身，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文化及伊斯兰文化，因而东西文明在奥斯曼帝国得以统合与交融。
建都伊斯坦布尔之后，奥斯曼帝国持续扩张，疆域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势力延伸之广，甚至超越了蒙古帝国。
到了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与大清帝国一起趋于老迈，沦为“西亚病夫”，并最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败于协约国之手，帝国由此分崩瓦解。周边邻国借机入侵，抢夺分割奥斯曼帝国的疆土以及附着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土耳其被迫转入国家与民族的独立战争。青年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因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创下的彪炳军功而声誉日隆，于1920年4月在安卡拉发起召开大国民会议，成立了以他为首脑的国民政府。1922年土耳其独立战争取得完全胜利，当年11月1日，凯末尔主持大国民会议通过法案，宣布结束奥斯曼帝国600多年的封建统治。
1923年7月，凯末尔领导的国民政府与协约国签订《洛桑条约》，废止巴黎和会所订立的《色佛尔条约》，确认了土耳其的新的领土范围。同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凯未尔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凯末尔改革”由此启幕，旨在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土耳其民族国家。这是土耳其脱离封建制、宗教制，迈向现代治理的新征程，也是土耳其融合当代政治与经济文明的新开端。
凯末尔改革的遗产主要是世俗主义，即国家世俗化、宗教变为公民的个体选择，反对伊斯兰宗教神权势力干预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包括：
· 主张公民主权，即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公民，要求实施共和制，反对君主专制主义；
· 主张现代司法文明，废除伊斯兰宗教法以及各级宗教法官，实行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与司法独立的原则；
· 主张妇女解放，废除诸多歧视妇女的法律，承认妇女的政治权利，因而土耳其妇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穿着长袍和佩戴面纱，而不受政府或宗教的外在强制干预；
· 建立现代官僚制度，对国家实施现代治理；
· 建立世俗学校，规定学校必须加强非宗教的现代化教育，向受教育者传授当代科学技术文化与思维方式；等等。
可叹的是，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并不同于欧美其他国家政教分离式的世俗主义，它是一种被称作Laicism（大概解释为：政权归还俗人主义）的政教关系形式。通常政教分离的原则是排斥国家对宗教生活的干预，而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却立足于伊斯兰传统的现代化，将宗教纳入世俗法律的规定和现代政府的管理，这就给伊斯兰教重新执掌政治提供了可能。同时，凯末尔的世俗主义渗透仅仅局限于精英阶层和中心城市，没有抵达广大民众和边缘地区。
所以，土耳其依然摇摆于世俗化与宗教化之间。伊斯兰教的政治复兴运动不时反扑，政教合一的诉求与威胁始终存在。军队和宪法法院则是世俗化与现代治理机制的坚定捍卫者，军方于1971年、1980年两次干政，禁止伊斯兰政党参政；宪法法院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多次裁定，解散以伊斯兰教为政治思想纲领的多个政党，比如繁荣党和美德党。此外，加入欧盟的公众共识也是维持土耳其现代治理的重要力量，因为要与欧盟成员国看齐的潜意识成为维持现代治理规范的动力。
作为穆斯林国家，土耳其不得不面临着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一方面是强调均质化、人人平等的开放性法治社会，另一方面是依然茂盛生长的传统，它们之间的张力成为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难以承受之重。
所幸的是“沙特的有知识的男人们告诉穆斯林男人可以跟摇篮中的‘女人’结婚。幸运的是，土耳其的有学问的男人们还没有如此建议”（布拉克·拜客迪尔语），这里是说，同为穆斯林国家，沙特所谓“有教养的男人”，仍主张娶幼女为妻，罔顾妇女和儿童的权利，而土耳其社会却明显进化了。
经济扫描
土耳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创始会员国和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属于世界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
「人口结构」
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土耳其拥有人口8232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仅占总人口的8.48%，而15至64岁人口占比为67.1%，属于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国家。这是未来土耳其经济发展的重大有利因素。
「经济基本面」
据世界银行数据，以2010年不变美元价计，2018年土耳其的GDP为12369.94亿美元（2010年不变价），人均GDP为15026.7美元。（请留意，此非现价美元，如果以现价美元来计量，这个数字要低很多，这与土耳其货币里拉大幅贬值相关）。同口径下，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754.96美元。
21世纪以来，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在OECD成员国中并不慢。如以最近10年来看，除了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以外，土耳其GDP增速基本能保持在5%以上，2011年更是高达11.1%。但土耳其却一直被视为最主要的“脆弱国家”之一。
2013年，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首次将南非、巴西、土耳其、印度和印尼合称为“脆弱五国”（Fragile Five）。此后，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还是标准普尔这样的商业机构，在研究国家脆弱性时，都基本把土耳其列在“脆弱国家”的榜单之上。
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土耳其开始经历经济衰退和汇率大幅贬值的双重痛苦。2018年土耳其经济GDP增速为2.6%，较2017年7.4%大幅放缓，而当年土耳其里拉兑美元贬值近30%（贬值主要是发生在2018年10月份）。2019年上半年，GDP出现了1.5%（年率）的负增长，里拉至今再次对美元出现了超过7%的贬值。
土耳其经济的脆弱性主要来自于三大致命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经常账户长期逆差，对外支付的缺口越滚越大。土耳其在2002至2018年期间出现了连续17年的经常账户逆差，2017年和2018年的经常账户赤字对GDP的占比更是高达5.56%和3.55%。
此前的赤字主要靠资本项目下的资本流入来弥补，这种不均衡的国际收支状况给宏观经济埋下巨大隐患。一旦资本流入的状况生变，对外支付的压力不仅将拖垮本币的汇率，还将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链式反应。
第二个问题是财政扩张的不可持续性。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在作为总理执政期间，为了突出政绩（为后来的修宪，将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并出任总统铺路），大肆借入外债搞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伊斯坦布尔新机场总投资约116亿美元（做个对比，北京大兴新机场的总投资规划为799.8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新机场投资比大兴新机场还大），占地面积超过760万平方米。这样大规模的投资对于土耳其而言，无论从需求还是财政的可负担性上，都很值得怀疑。
可怕的是，类似的大基建项目还很多，比如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大桥；连接黑海与马尔马拉海的新运河；土耳其版的“曼哈顿”岛；横跨东西的天然气大通道，等等。这让政体偏欧美的土耳其变得脆弱。毕竟，通过大规模基建拉动经济的做法，土耳其没法和中国比，因为两国政府对资源的掌控和动员能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土耳其政府债务的偿付能力已经受到投资人的严重质疑。去年8月以来，土耳其国债到期收益率一直飙升，对应的CDS价格也在暴涨，这就隐含着投资人对土耳其国债违约率升高的种种预期。
第三个问题是缺乏宏观审慎性的货币政策。2009年至2018年间，土耳其每年的广义货币增速都是两位数，世界清算银行统计的信贷缺口（Credit-to-GDP gaps，又称为信贷-产出缺口）长期在10%以上。这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必然造成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同时助长资产泡沫。土耳其的房地产大概率处于危乎高哉的微妙境遇之中。
「经济政策」
据世界银行数据，土耳其从1971年至2003年以前，一直被两位数以上的高通货膨胀率所折磨，三位数也不偶然。
1999年和2001年，土耳其更是连续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GDP增速为负，本币里拉大幅贬值，银行本币利率一度高达1000%，但依然无法阻止资本外逃。无奈之下，土耳其只能接受国际货币（IMF）基金条件苛刻的110亿美元紧急援助方案，同意推动私有化改革，政府也开始了财政紧缩政策。
2003年3月，埃尔多安首次当选土耳其总理之后，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推动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并且成绩斐然。一方面，通货膨胀率从2004年开始降至一位数（2017年通胀又开始抬头，重新回到两位数）；另一方面GDP以超越俄罗斯、巴西和韩国等国的增速快速增长，GDP总量从2003年5506亿美元倍增至2018年的12369亿美元（2010年不变美元价）。
但是，随着埃尔多安向经济要选票的野心膨胀之后，“增长至上”的经济目标开始扭曲宏观经济，土耳其经济的自由化进程遭到挫折。埃尔多安转变后的经济政策体现在几个地方：
其一、经济增长动力由“土耳其制造”转换为“土耳其建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土耳其此前快速增长的出口遭到冲击，2009年后几乎陷于停滞。
为了提振经济，埃尔多安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这使得土耳其经济靠基建和房地产拉动。政府借助PPP等各种模式，大搞公共工程、机场、桥梁、道路、旧城改造，以及供水、污水处理、发电、电信等基础设施，不仅伊斯坦布尔、安卡拉这样的大城市面目一新，就连一向陈旧、破落、边缘化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诸城，也显示出令居民满意的基础设施新气象。
而这些正面变化刺激了房地产的繁荣，加上宽货币和低利率的环境（欧美日的低利率是重要原因之一，作为经济小国，土耳其有被动接受大国货币政策的一面），房地产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另一极。
可惜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的繁荣终是难以持续，2018年里拉暴跌之后，土耳其已有数百家建筑商申请破产保护，不节制的大基建和地产刺激政策的恶果开始显现。
其二，埃尔多安轻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频频干预货币政策的制定，破坏了IMF救助后搭建的宏观审慎性框架。在埃尔多安的施压之下，土耳其央行罔顾国内顽固性通胀的压力，奉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为地产为首的资产泡沫提供了燃料，更直接推高了通货膨胀水平。
总体而言，应对危机，埃尔多安短视地选择了最容易的道路：无视国内经济结构，盲目实行刺激政策，享受了全球流动性泛滥的一时之利，却铸成了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即政府及私人部门都大举借入以外币计价的债务用于搞基建或地产，地产价格由此上升而进一步引动资本流入；资本大量流入推高资产价格，形成了一种循环。
可惜，这种循环很容易中断，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就是教训。现在轮到土耳其付出代价了，2019年上半年，其GDP出现了1.5%（年率）的负增长，里拉至今再次对美元出现了超过7%的贬值。
社会扫描
「社会不平等问题凸显」
根据OECD的数据，2015年土耳其的收入基尼系数达到了0.404，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仅次于智利和墨西哥。这与常年的高通货膨胀水平有密切关系，也与大搞基建与房地产有关，这些产业对于扩大就业、增加国民人均收入的贡献非常有限。
再者，2018年土耳其的青年失业率攀升至20.1%，远高于OECD总体11.1%的水平。青年人找不到工作，一方面意味着青年人的福利状况恶化，另一方面会滋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殊非国家之福。
另外，土耳其的社会福利支出仅占GDP的12.5%，远低于OECD总体20.1%的水平。这是埃尔多安施政的另一后果，吝啬于投资民生，而醉心于基础设施建设拉动GDP，但却造成了国内居民福利水平大幅低于OECD成员国。
不过，土耳其属于高收入国家（以2010年不变美元价计算人均GDP高于联合国高收入国家标准），所以总体贫困率很低，按世界银行用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支出少于3.2美元的贫困人口仅有总人口的0.4%。
「国际环境发生恶化」
土耳其一直把加入欧盟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为此付出了40年的努力，但始终未能如愿，主因是土耳其政治上的“不达标”和“异质性”。土耳其在1987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后被告知必须达到35个不同领域的指标，欧盟才会考虑接纳。但是1987年至2016年，土耳其仅完成35项中的一项。
况且埃尔多安执政以来，集权且民粹的风格引发了欧盟成员国政治家的普遍警惕。2019年3月，欧洲议会议员以370票支持、109票反对、143票弃权的结果，达成了一份冻结土耳其入盟进程的报告，以此展示反对土耳其在可预见的将来加入欧盟的共同立场。
而出于土耳其对欧洲安全有重大影响的考虑，美国一直支持其加入欧盟的行动。但在叙利亚等问题上，两国分歧日深，埃尔多安表现出亲近俄罗斯的强硬立场，让双方的关系产生了裂痕。
「埃尔多安的政治宏图蒙上阴霾」
奥斯曼帝国覆亡之后，主要的伊斯兰政治家分裂为两派。一派寻求加入国际秩序，既笃信自己的宗教信仰，又把宗教信仰与政治问题分开。另一派依据对传统的伊斯兰世界秩序观（向全球扩张，要求被征服地区民众皈依伊斯兰教）行事，认为有义务通过斗争传播自己的信仰，通过“圣战”来获取支配世界的权力。
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显然属于前者。他试图实践伊斯兰文明与全球秩序一同和谐进化，交融发展的愿景，可又不愿意按照欧美政治传统和行为规范来实现自己的抱负。相反，他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民粹和集权来动员国内民众以求达成政治目标。这就使得他既不为欧美主流价值的承认，又遭到伊斯兰激进派的嫌弃。
随着土耳其的个人自由主义（右翼势力）的崛起，埃尔多安的集权措施会遭到越来越大的阻力；而欧洲对伊斯兰民粹主义仇视的加深，埃尔多安再想用民粹来号召民众就会陷入更大的外交孤立。这使得埃尔多安势必左右为难，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这一次他恐怕不会有修宪时的幸运，因为政治环境和经济表现都对其不利，尤其是过去宽货币和强财政的刺激政策基本用到了尽头、未来的政策空间大幅收窄的背景之下。
开放和世俗的土耳其值得掌声
以3到5年的周期来看，土耳其经济或许面临着大问题，不排除货币危机引发的深度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但毫无疑问，土耳其仍是现代性最强、治理水平最高的伊斯兰国家。
埃尔多安虽然贪恋权利，鼓吹民粹，有专权之嫌，但土耳其仍维持着基本的良序政治，比如宪法法院就先后多次驳回了埃尔多安政府的若干行政命令；埃尔多安还在为下一次连任而奋斗。
再者，土耳其妇女仍是穆斯林信徒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中享有最多自由和权力的，这些都标志着土耳其仍是不断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它的未来能走多远，能走多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全球的和平秩序。它理应得到掌声。
我们也可以确信，土耳其只要处理好政教关系，必然能继续发展，成为OECD成员国中耀眼的一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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