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自由和平等，人类应该推翻传统的上班制度
爱情和工作，是压在现代年轻人身上的两座大山。
前者是与人类历史同等长久的话题，它无关时代变迁，后者就不一样了。
就现在的上班制度来说，从工业革命算起，也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而在这两三百年间，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到了今天，上班制度也许是时候该迎来一次新的改革了。
1.
朝九晚五和996，
已经是一种落后的工作制
几个月前，我们发过一篇文章《一个过度节省者的自白：财务自由，提前退休》，其中说道：
“年轻的穷人”，几乎已经是这个时代的全球现象了，而对应于每天兢兢业业却无法成功、无法积累财富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出了“财务自由，提前退休”（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的口号，希望靠自己理性的节俭和理财，能够尽快攒一笔钱，提前告别职场。
豆瓣小组“用利息生活”
就在这篇文章底下，有朋友留言说：
这番话也许是戏言，但一定是许多人的心声。
当下的上班制度，更准确地说，是在规定的地点，在规定的时间内，在规定的集体环境中，完成规定的工作内容，并且员工个体不能违反公司的集体利益、集体荣誉、集体习惯、集体云云。
如此，一定程度上必然剥夺了个体在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自由，于是员工的个性和创造性很容易被压制；
如此，一定程度上也必然抬高了老板与企业的权威，于是当上级不定期地要求增加额外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时，员工会在工资压力、职场人际和集体的权威中，敢怒不敢言。
所谓的全职员工，理论上是被雇佣了8个小时的劳动力，实际情况反而是英文描述更具体形象，即full-time employee，全部时间都被工作统治了——加班是因为工作，熬夜是因为工作，周末累也是因为工作，说是“全心全意为公司服务”，一点也不为过。
我们常常自嘲「社畜」，言下之意不就是指自己为了企业放弃私人生活、放弃自己身为人类的尊严吗？
2019年4月，当代著名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与著名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就《幸福：资本主义vs马克思主义》展开了一场辩论，被称为“世纪之战”。其中论到平等时，齐泽克提出：平等主义永远不应该按字面意义理解，这其中有许多政治正确的陷阱。
平等同样可以意味着——而这也是我支持的平等——创造一个可供尽可能多的人发展他们不同潜能的空间。
这就是我的一个悖论性的主张：正是今天的资本主义使我们过多地均等化，并导致了许多才能的流失。
所以平等和等级制度之间的平衡在哪里？我们真的有向平等的方向移动吗？我觉得一个简单的纵览指向着相反的结果……
与此同时，在当前高速又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下，按部就班的朝九晚五和冷漠无情的加班文化，其实也正在变得呆板、低效，甚至可以说是落后。
那现在该有什么样的上班制度呢？在最简单实际的意义上，就是从“只为了公司而活”的高压锅里释放出来，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上都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确实已经有国家开始做出这样的尝试，这个国家就是“精芬”的发源地——芬兰。
图 | 理想国出版漫画书《芬兰人的噩梦（Finnish Nightmares）》
2.
芬兰正在成为职场文化变革的实验室
职场本就有可以自主安排工作时间的工作制，叫做弹性工作制，但一直以来，弹性工作制都被看作是职场以外少数人的工作方式，或职场以内少数人才能得到的特殊优待，这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而芬兰提出的改革方案，比弹性工作制更进一步，1996年，芬兰通过了Working Hours Act，新法案将于2020年正式实行，其中列出的一些新规定例如：
员工有三小时的工作时间主动权，可以选择提前或延迟上班时间、提前或延迟下班时间，在三小时范围内皆可；
常规工时允许根据需要调整，在一年工作期内，平均下来达到每周40小时即可；
出于健康理由或社会理由，比如照顾孩子等等，员工可以要求减少工作时间；
总的来说，大部分全职员工至少有一半的工作时间有权决定何时、何地工作……
Working Hours Act 非官方翻译版
其实新法案的各项条例，体现的就是一个原则——企业也好，老板也好，必须尊重所有员工的意愿，而不是员工必须尊重老板的意愿。
虽然于上班族而言，许多诉求早已存在，但这是第一次，有一个国家明确地把上班族们心里的想法写成了法律，并且支持并且执行。换句话说，芬兰的新法案做到了还平等与尊严于员工。
可以想象明年开始，芬兰职场或将发生很大的变动，因为当法律把灵活自主的上班时间和上班地点，视为员工应有的、正当的权利时，也就意味着，公司必须放弃一个强制员工集体坐班、定时定点的实体壳子的旧观念。
所以实际上，芬兰的工作制度改革，正在被其他国家视为、包括芬兰自己也是这么认为——是一次引领职场文化变革、乃至社会变革的实验。
其中的利好不言自明。
首先对于员工而言，相对坐在固定的工位上工作8小时的疲累无效和浑水摸鱼，当工作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最适当的调整时，自然也就更能有效地分配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然后是更好地投入“生产”。
按芬兰人的说法是——你可以“待在你的夏日小木屋里，或者最喜欢的咖啡店里”工作；为了有户外活动，或者为了照顾孩子，你也可以早点开始工作，或者早点结束工作。
按国内年轻人最迫切的需求是——
第一是降低“健康焦虑”。 前段时间“90后不敢看体检报告”登上热搜，原因不言自明——久坐不动、三餐不规律，加上失眠熬夜，压力大、长期得不到精神放松。 中国新闻周刊发文称，“从当上社畜的那一天起，就基本等于告别了健康。”
第二是消除“时间焦虑”。
按照今天的人口增长与城市密度，已经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住在大城市的喧嚣里，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花四五个小时上下班，但是每一个勤勤恳恳的上班族，依然会在每个工作日的早晚坚持完成堪比修炼的通勤。
而熬夜，不是一个人的狂欢，是一个上班族“垂死挣扎”而来的自由，且是伪自由。
第三是缓解现代人的“孤独焦虑”。 透过网络媒体来看，“精芬”、孤独症患者、社交恐惧症……几乎有一种21世纪人类集体发作孤独症的错觉。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在TED演讲《社交时代的孤独》中指出：
如今我们的交流联系早已不取决于距离，而是取决于我们可以使用的交流技术。社交网络平台让我们几乎能够跨越空间、时间进行交流，沟通也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我们并没有因此摆脱孤独。相反，我们越来越习惯一种可以称为“一起独处”的相处方式。
当然围绕着职场年轻人的问题绝不止如此，物价高、租房难、脱单难等等，但时间焦虑与健康焦虑，最直接地反映了当前的上班制度所导致的——个人生活与个人健康的失衡。
而孤独焦虑，更像是一种时代预警：社会在改变，原来的劳动方式已经不适应于当下的劳动个体，传统、刻板、单调的工作模式，正在变得令人生厌。
换作公司的角度，前面所说的种种对员工的满足，其实也围绕着两个企业最重视的关键词——“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
这一点有许多就业市场调研的支持，汇丰银行对英国科技产业做的最新调查报告就显示，89%的受访者都提到，灵活的工作时间可以刺激他们的工作效率。
并且我们也都有过这样一种心理体验：一个字看久了就觉得，好像不认识这个字了。这种现象叫做“语义饱和”，因为短时间内接受过度重复的刺激，疲倦的神经活动就会自动加以抑制，于是便阻断了语义的识别和联想。
工作也是如此，长时间地、近距离地钻在一件事情上，反而可能处理不好，甚至事倍功半，而在新鲜的环境下，或者隔着点距离去看，倒有可能转为一个优势，激发灵感或者创造力。
而且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提供灵活上班制会在人才竞争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现在，已经有许多全球性知名企业开始将这一点当作自己吸引人才的一大优势。
英国第二大国际航空公司维珍航空的老板，理查德·布兰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就表示过，他的员工可以“随时起飞、飞多久都行”，不用批准，不用计划什么时候回来，只要确保他们的缺席不会损害公司就行了。
布兰森爵士的这一做法启发自他的女儿，而他的女儿，是因为曾看过网络巨头Netflix的类似计划。
3.
不只是对公司与员工有益，
更是一种社会趋势所向
那么为什么芬兰会成为灵活上班制的先锋，当然与芬兰文化中的人人平等观念、福利模式等有关系，但最重要的可能是这几样因素：
第一是信任感，有相关调查显示，芬兰人的信任感的确比欧洲其他地方都要高。反过来试想，如果公司和员工彼此之间都缺乏信任，那么再多的法律，也无法阻止996的横行，按我们的俗话说，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第二，北欧一带的社会背景，相对有更多的扁平化组织、更少的等级制度、更少的实用主义论调。
第三个关键因素也是近几年全世界上班族的呼声，那就是“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这一需求在芬兰尤甚也是有原因的，一是因为芬兰环境优美，但冬季长、夏季短，所以人们尤其珍惜并享受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拥抱湖泊森林的感觉。欧盟的数据显示，虽然芬兰适合户外活动的日子不多，芬兰人倒比其他欧洲人（除了冰岛和挪威以外）更愿意出门活动锻炼。
芬兰赫尔辛基市中心有一座废弃医院改造而成的创业园Maria01，入驻了160多家中小型公司，其中一位CEO就说：“我们大多数人非常坚信，不是所有成就和成果都来源于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你应该要有时间去保持自己身体和心理上的健康……所以我们一直在为平衡而努力。”
另一位就职于人工智能公司的高管人员则表示，“7月，大多数人都休假了，工作上什么都不会有进展，每个人都在他们自己的夏日小木屋里！”
芬兰，图 | Alamy
那么是不是因为芬兰的地理位置、文化背景有它的独特性，所以灵活的上班制就比较适合，而我们有我们的特殊性，所以不好采用灵活的上班制呢？
这个问题不如换个问法：我们真的很特殊到不适合灵活的上班制吗？或者，传统的上班制就真的更适合我们吗？
有一个实际案例。早在2010年，斯坦福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就曾联手，在携程网做过一次为期9个月的灵活上班制的实验。
当时，为了节约租用办公室的成本、减少人员流失，携程网询问其上海呼叫中心的996名员工是否有兴趣一周四天在家工作，参加实验的条件是，在职至少六个月，家中有宽带接入且有安静的办公角落。其中一半员工表示出兴趣，共有252名员工符合实验资格。最后得出的实验结果是：
九个月的时间内，相比留在办公室的对照组员工，在家工作的员工业绩提升13%，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较少休假和请病假，同时因为他们每分钟接听的电话数量更多；
同时，在家工作的员工离职率下降了50%，工作满足感也更高；
根据携程网的估计，每位在家办公的员工每年还可为公司节省成本2000美元。
可见灵活上班制对中国企业同样也是有益的。我们再放大来看看所身处的大环境，也会发现，适应个体而非适应集体的灵活上班制，已经不单纯是改善现代员工的职场生存状态，而更是一种大势所趋。
因为毕竟，促成历史必然性的一些客观条件已经存在——
全覆盖的wifi，云数据等的迅速发展；支持wifi、提供沙发、不限时间的咖啡馆、餐馆、公共空间等也随处可见，使得线上任务、远程工作早已不是问题。
传统经济中的劳动力形式正在向Gig Economy“零工经济”转型，即企业更愿意雇用独立承包商和短期工人。
零工经济的兴起，就全球范围来说，对应的正是现在的经济低迷、个人财富积累困难，互联网经济的普及（如新的应用程序Uber和 Airbnb），互联网提供了新型工作机会（如网红、vlogger），以及其他种种的新情况。
在此现状下的年轻劳动力，也就是90后这代人，对于零工经济也更有倾向性，因为此时的他们，要么刚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要么正处于转型阶段、探索自我发展方向的关键阶段，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涯也不愿再像上一辈人那么单一，零工经济的适时出现，就正好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最最重要的是，如今个人主义的冉冉升起。
职场前辈觉得新人难带，动不动就辞职，这不是因为这一代年轻人特别桀骜不驯，而恰恰是这一代年轻人在个人主义下被鼓励追求自我。
这包括——需要有实现自我的成就感，需要有个性诉求的空间，需要保障工作以外的私人生活和精神愉悦。总之，一切会束缚个人空间的行为，不管是物理空间还是心理空间，都变得越来越不能容忍。
孤独焦虑，就是个人主义的现代症状之一。
更何况，零工经济也确实给了个人追求自我的主动权和选择权，而全球化则带来了更广阔的视野和“野心”。
比如现在许多人都愿意存下时间去做长途旅行，灵活工作制就可以使这种可能变成可实现，只要老板和员工坐下来谈谈他们各自的期望，然后起草一份新的、合适彼此的合同。毕竟，在这自由畅快的时代，谁不想尽情呼吸呢？
所以芬兰劳动就业与经济部顾问，起草法案的参与者之一Tarja Kr?ger就直言不讳：“这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
4.给点时间等待，新的工作模式还只是个“小孩”
回到携程网的那个实验。据报道，当时携程网共有员工16000名，实验结束后，携程网向所有员工提供了在家办公的选择，然而，实验中那些在家办公的员工，有一半决定回呼叫中心工作，而留在办公室的员工只有三分之一选择在家工作。
为什么大家的选择反而有点令人费解？虽然我们不知道当时每个人都有什么样的具体考虑，但确实灵活上班制里存在一些需要顾虑的潜在问题。 比如很容易模糊掉工作和私生活的界线。 狡猾一点的公司或许就会给员工更多的工作，而员工既然已经是灵活上班，也就不敢说没时间做。或者一些情况下，员工很可能还是需要随时查看邮件、消息，回工作电话等等，这就变相地增加了工作时间，也是另一种“加班”。
这一顾虑，芬兰工作新法案的应对措施就是对stand-by time（即为工作“做准备”、“待机”的时间）作出相应规定，大体是：
Stand-by time原则上不计入工时，但也不应该干扰到员工的私人时间，所以在这个共识基础上，除非是员工自愿，否则公司就必须要以不低于工资的薪酬补偿，或减少相应的工作时间，但即使如此，总的额外工作时间一年最多也只能有250个小时。
再比如，选择远程工作的员工可能会觉得，和同事、和公司的新进展产生了疏离感，或者缺乏参与感。这种情况最糟的结果是，侵蚀相互之间的信任基础，而信任，如前所述，是灵活上班制得以实行的关键因素。
还有的人就是喜欢有集体感，喜欢和一个团体一起干活的感觉，而不是自己孤零零地工作。
芬兰管理学教授Eero Vaara认为，类似这些情况，其实就暗示着，未来也将对管理层人员提出新的能力要求——“沟通是关键”，既要把握公司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的联系，也要平衡彼此之间的维系感。
再进一步，可以预见将来会有更多人从给公司打工的灵活上班制，转为自由工作者的灵活工作制。
关于自由职业者的2019年调查，图 | flexjobs.com
这就意味着，零工经济下，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固定为一个老板服务，不再和固定一个公司签订合同，而是要努力取悦自己的客户时，一定会出现一些新的摩擦和矛盾，是原来传统的劳动法所无法保障的，而工作者和雇佣者对许多事如何算正当、如何又算过界，也一定会缺乏新的认知。
对于这一疑问，答案或许很简单也很被动，那就是首先等待新案例的出现。
每一个新生儿的到来都是需要时间长大成熟的，而芬兰虽然自视为新工作模式的实验室，当然也知道一定有许多无法预知的新问题，而问题又总是要先出现，然后才知道如何解决。
而在这同时，就要求法律的更新也必须不断且及时地跟上。
但不管如何，既然传统的上班制变得越来越不适用已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恐怕世界各地的老板们还是要做好拥抱灵活上班制的准备，日后总还是要从芬兰取经的。
参考来源：Working Hours Act (605/1996) (unofficial translation)Why Finland leads the world in flexible work | BBC.comVirgin's Richard Branson offers staff unlimited holiday | BBC.com
Stanford Economist Nicholas Bloom on the Business Case for Telecommuting | workflexibility.org美国零工经济的现状及产生原因 | 简书，作者@杨锴David
撰文：陈皮
编辑：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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