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rey573 发表于 2019-9-17 13:43:53

西安事变中“何应钦欲趁乱害死蒋介石”这一谣言,从何而来?|短史记



图:事变结束后国民党宣传人员第一时间拍摄的蒋氏被捉处,山崖上留有军政人员所写“蒋委员长蒙难处”字样

关于西安事变,中文知识界长期流传一种说法称:

“事变发生后,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进攻西安,欲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以便自己取而代之。”①

此说纯属谣言。

何应钦无杀蒋之心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南京出现权力真空,何应钦确实暂时取得了之前未曾有过的地位——事变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做出决议,“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但这并不意味着何具备了取代蒋介石的能力。其资历与实力,在党内,远不能与汪精卫等辈相提并论;在地方实力派中,也难望李宗仁、阎锡山之项背(何出身贵州,并无地方力量可作依靠);即便在黄埔系中,陈诚、胡宗南等人的力量,也非何所能驾驭。

何应钦多年军政界浮沉,不会连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也不至于生出“取蒋介石而代之”的荒唐念头。

事实上,在12月12日晚的会议上,主张“明令讨伐”者,远不止何应钦一人。激烈主张派飞机轰炸西安的乃是戴季陶;陈立夫则痛斥“谓对张不可过急烈,防危及蒋先生”的张继乃是汉奸。②戴季陶、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关系至为亲密,自然不可能是为了逼张学良、杨虎城杀掉蒋介石。



图:何应钦

另据左双文教授爬梳多种史料后的统计:

“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要人中,主张讨伐的有:戴季陶、居正、朱家骅、叶楚伧、丁惟汾、于右任、朱培德、何应钦、吴稚晖、陈公博、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马超俊、熊式辉、程潜等,可能的有孙科、林森等。阵容可谓庞大。”③

在这些人当中,何应钦“明令讨伐”的立场并不算最为强硬。

军事讨伐确实有可能将张、杨逼至彻底决裂的程度,进而危及到蒋介石的生命。既如此,与蒋介石关系极为亲密的戴季陶、陈立夫、陈果夫、朱培德等,为何仍坚持主张“明令讨伐”?戴季陶有一种解释:

“张、杨……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屈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故中央对策应持以坚定。”④

简言之,在戴看来,“国家纲纪”高于蒋的人身安全。

谣言的源头

何应钦之所以背负了数十年的“欲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的恶名,其源头在宋美龄。

据亲历其事的陈公博回忆,12月12日晚的紧急会议,国民党中央党部定下了“命令讨伐”的处置基调,但次日宋美龄自上海来京,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情就起了变化:

“党部和家庭恰恰形成了一个对峙的形势。在中央党部是不问蒋先生的生死,专着重在中央的威严;在家庭则不愿考虑政府的威严,专着重在蒋先生的自由和生命。”

戴季陶坚持以维护“国家纲纪”为先,成了站到最前线与宋美龄对垒者:

“有一次在中央军校开会,蒋夫人也在座,戴季陶大发脾气,痛陈不能和张、杨讲和平,季陶摔椅子,大哭大叫。季陶先生这几年以来,就自己训练成一个以道自任的大贤人,穿必马褂长袍,写必楷书正字。他那时对于张、杨,大有‘与汉贼不两立’之势。到了十六日开中央政治会议之时,更大声疾呼,主张声罪致讨,说到大义凛然之时,不惜大拍桌子,以补其声泪俱下之不足。……孔庸之自然跟着蒋夫人主张和平解决的,因此给季陶大骂一顿,连连谢过不遑。”⑤

另据王子壮回忆,在会议中,因与宋美龄意见冲突,戴季陶曾拂袖而去。

12月12日在上海闻知蒋介石被扣时,宋美龄一度昏倒。其急于救夫的心情自是可以理解。在这种家、国孰轻孰重的冲突中,临时拥有指挥调动军队大权的何应钦,被推上了“阴谋者”的风口浪尖。陈公博回忆:

“南京忽然传出一种谣言,说何敬之为什么要坚持讨伐,为的是不愿保全蒋先生,他要迫到张、杨情急,对蒋先生加害,他好继承蒋先生的大位,升做军事领袖。这种谣言实在来的可怕,照这样说话,则大凡主张讨伐的,都是别有用心。……那时蒋先生之被囚西安,已不像是国家大事,而是宋孔两家的家庭私事,中央已无法过问了,蒋夫人又在中央军校演说,居然提出说主张讨伐的别有用心,以是何敬之只好噤口不言,戴、居(正)两位老先生只发干急和闷气。”⑥

宋美龄对何应钦“别有用心”的指责,只是她当日疑心病的一部分——事实上,连宋子文也在她的怀疑之列。据康泽回忆,宋美龄去西安前,他去见她,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夫人说)明天要同阿哥(宋子文)一道去西安。我问夫人为什么要同去呢?她说不放心,阿哥同张、杨戏中有戏。”



图:1936年12月14日,宋美龄派端纳到西安了解事变情况。图为张学良在看端纳带来的宋美龄书信

宋美龄告何应钦的状

其实,无论是戴季陶,还是何应钦,都不曾反对宋家私下利用个人关系去营救蒋介石。其反对的,是将对张、杨的“和平解决”提交到中央讨论并上升为固定政策。比如,12月13日会上,主张“明令讨伐”者完全占了上风,但在会后,“讨伐派”的支持者却又告诉孔祥熙:

“此会场之空气系在国家之立场不得不如此,若私人有何方法可尽量营救,但不必向会中报告,如果接洽能以济事,使蒋先生恢复自由,中央方欢迎之不暇,但目前不宜于会上声张。”

戴季陶也对欲走私人管道营救蒋介石者委婉表示“我是看大门的”,意即“大门”(国家纲纪)必须坚持“讨伐”这一原则,但“旁门”、“后门”他管不着,别人不妨去走。何应钦则为这些欲走“旁门”、“后门”之人安排了飞机。⑦

但宋美龄救夫心切,且颇疑心有人欲趁乱取利,故难以认同戴、何等人的做法,且在高层会议上与戴、何产生了激烈冲突——宋美龄自己承认:

“当激烈辩论,情绪亢张之时,竟无暇计及发言之态度矣。”

宋美龄还将对何应钦的疑心,写入了她让端纳带给蒋介石的书信之中。

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延安,汇报西安的情况:

“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汪)。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⑧(引文括号内文字系文件原文)

显然,据周所探查到的消息,宋美龄在给蒋的信函中说了对何应钦不利的话。稍后,延安将何应钦定为斗争的靶子,下达多份指示要求在对“党内外积极分子做宣传时”,须“集中一切注意力”痛骂“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集团”,大约正是受了宋美龄言辞的影响。

宋美龄的这种疑心,在当时被国民政府高层普遍视为“救夫心切”的“妇人之见”。这让宋美龄非常不满。所以,事变和平解决后,宋不顾身边人的反对,坚持公开发表了《西安事变回忆录》,要为自己“正名”。

在“回忆录”中,宋宣称,自己当时绝非“救夫心切”,而是为了民族和国家,“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同时,宋谴责中央高层“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欲“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是非常欠考虑的决策。

她还提到,戴季陶、何应钦等人的意见——“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并不合理,而且他们在说这些话时,词色之间对自己有一种“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的蔑视。⑨

《西安事变回忆录》将宋美龄打扮成了一个理智者,将国民政府高层的其他人,如戴季陶、何应钦等,塑造成了“反面人物”。这本书的出版,让戴季陶非常不快,为此消极避世了很长一段时间。陈立夫曾感慨:

“他(戴季陶)被伤害了。毕竟谁不读蒋夫人的书!这本书伤害了许多人。”⑩

对何应钦在事变中的应对,蒋介石其实是赞赏的。

12月16日,蒋听闻何应钦命“中央空军在渭南、华县等处突然轰炸进攻”,心情是“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

17日,蒋给何应钦下达手谕,命其停止轰炸,理由是“中(即蒋介石)于本星期六(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何也严遵手谕,停止了轰炸;并领会到蒋的言外之意,是在给张学良下通牒,若三日之内,蒋介石未能被释放,则武力讨伐仍将继续。?

蒋获释后,何应钦仍坚持主张讨伐张、杨。蒋对何的信任和重用,也未因宋美龄之辞而有所变化。

1979年何应钦90大寿,蒋经国在祝寿词中特别写道:“西安事变发生,敬公拥护领袖,号召忠义”。可知蒋氏父子从未相信过“何应钦欲趁乱害死蒋介石”这一谣言。

注释

①国、共两党当日均有此种说法。在大陆,这种说法尤其传播广泛。

②徐永昌日记,1936年12月16日:“得赵芷青电,报告述南京中央集会时戴季陶等,或是顿足,或是叫叹。张溥泉谓对张不可过急烈,防危及蒋先生,陈立夫即指为汉奸。”

③左双文,《西安事变后的南京讨伐派——以戴季陶、何应钦为中心的再探讨》,《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④⑤⑥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P236-237。

⑦《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7年5月12日,P132-134。沈云龙等,《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P201。转引自左双文,《西安事变后的南京讨伐派——以戴季陶、何应钦为中心的再探讨》,《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⑧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后的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13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P419-420。

⑨宋美龄,《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

⑩杨天石,《陈立夫与西安事变——读陈立夫口述历史之二》。收录于《追寻历史的印迹 杨天石解读海外秘档》,重庆出版社,2016。

?熊宗仁,《西安事变研究中的重大缺失——论何应钦主“讨伐”之动机及“亲日派”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另,徐永昌日记1936年12月19日云:“按蒋先生致何敬之手谕,无异对张汉卿下一限四十八小时决定之最后通牒,盖蒋先生劈空言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在星期六、日以前不许冲突与轰炸,则星期六、日以前,如张仍不放渠归者,星期六入夜后即可开始总攻,祇不悉当时之汉卿与两日来之敬之悟也不。”也可见何应钦对蒋介石手谕的理解是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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