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锡伦 ▏君平街的前世今生
君平街的前世今生
作者 ▏姚锡伦
今成都君平街长426米，宽20米，东接陕西街，西止小南街。街之西口，立有石碑：“此街相传原是西汉著名文学家严遵（字君平）的卜肆所在地。严君平节操清高，致力于学问，以卜肆为生，宣扬封建道德风尚，使“蜀风淳化”，风移俗易。后人纪念此君，将街名沿用至今。”
2006年成都市建委在此街东口北侧，精心打造了一个君平园，园中筑就“严仙亭”、“指归廊”以及“28星宿石一处”……于是不少成都人睹物思人，满以为今君平街就是严君平的故居和卜肆的所在地。
其实不然，原来——
成都有两处君平街
最早的君平街并不在今君平街的现址。最早的君平街出现于西汉成帝之后，是一条有着2000年历史的古老街道。其址就在今斌升街辖区的支矶石街一带。
据《成都城坊古迹考》记载：“西汉的严遵宅，与晋、唐的严真观真址，乃在（清）驻防城内的君平胡同，即今支矶石街之西段，恰是清以前的原址所在。”“晋、宋六朝以来，天师道流行，严遵遂为道教徒所尊奉，故称‘严真’。……六朝至唐，其地称为君平卜肆。”后遂改为严真观，系道教早期宫观之一，同青羊宫一样著名。后人将严君平故居卖卜之地名为君平街，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后来到了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四川巡抚年羹尧依照历史上原少城的基地筑修居住满蒙旗兵的满城后，即把代表着中国民风民俗民情的北方“胡同文化”带到了成都，古老的君平街即改称为君平胡同，又名仁里二条胡同。
可是到了“辛亥革命之后，不知是什么人的见解，说胡同是满洲名词，不宜存在，因而废去，一律改名街巷，而且原有名字，也改过了。例如这里的君平胡同，即今之支矶石街……”（见《李劼人说成都》）将胡同改名街巷，有人叫好谓之“革命”。说既然满清王朝都垮杆了，满城里这些“胡同”当然就应该改成某某街、某某巷。然而不以为然者却大有人在，称革命本是文明进步标志，文化岂能被“革命”武断地割裂，就象我们端起盆子泼脏水时，能将盆里的娃娃一起泼掉么？
平心而论，不以为然者之见倒更显得令人折服，也更令人反省。况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成都，哪有容不下“胡同文化”的道理？
其实在君平胡同易名为支矶石街之前，成都在满城南垣就新建了一条君平街。从清光绪五年（1879年）图和清宣统三年（1909年）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地图看，当时即同时有君平胡同和君平街存在。查《成都城坊古迹考》（修订版210页）也有过“建满城后于城之南垣外建君平街”的记述。这就更加说明严君平对成都这座古老城市的文化贡献，万世之后都不会让人遗忘。当然，新建的君平街，它的历史与严君平居住过的那条古街，即后来满城内的君平胡同相比，就短暂得多了。
过去曾有人撰文称今君平街为严遵故居，其实不确。“晚唐高骈未筑罗城以前，其时内江未徙，（今）君平街即郫江（内江）流域所经，何能为西汉严遵所居之地？”（《成都城坊古迹考》修订版317页）而断言今君平街亦是古代严真观旧址，也就无从谈起。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古、今君平街皆因严君平而冠名。从这个意义上讲，二者并无实质差异，惟地域各异，有古今先后之别而已。
被神化了的严君平
郭沫若说：“文宗自古传巴蜀，锦江春色与天长。”在汉代，巴蜀就出现了“以文辞显于世”、“文章冠天下”的四大名家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和扬雄。而内中的严君平最奇特，他比同时代的三位大家却多了一顶“算命先生”头衔。而在市井街巷的算命先生当中，严君平又堪称另类——他同妖言惑众以渔利之辈风马牛不相及。他专为百姓做好事：年轻人来算命，他诱导尽孝道；弟弟来算命，他诱导尊重哥嫂；有邪恶非分之想者来算命，他就儆之以利害。若是当官的来算命，他就诱导要勤政为民……总之，各“因势导之以善”。一看他的善举，即明白这同当下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精神文明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或许正因为他节操清奇，正因为他太杰出了，就难免有人将他视若神仙，于是到了晋代，一则与严君平毫无干系的“支矶石”的传说就将严君平神化得神乎其神。说是有人顺大河乘船到达天河，见到了牛郎织女便问：此为何地？牛郎告之：你回成都去问严君平就晓得了。这人返回成都真的就去问严君平，严君平掐指一算，说那天到达天河犯牵牛宿的原来是你嗦！这个故事，后来又演译出了个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船上载了大石头一块，严君平看后，说这石头就是织女的支矶石……（参见张华《博物志》以及《蜀中广记》）。
于是支矶石即被民间视为神物备受崇拜了。
如果说支矶石的故事有书为证广为流传，那么，君平街老街坊口耳相传的另一传说，想必是鲜为人知。这是笔者年少时听到的一个故事，至今几十年尚记忆犹新，不妨介绍给广大读者共享。
传说严君平住地附近一小街有户人家，丈夫王生乃书香子弟，他除了识笔墨却少有其他才干。可他的老婆总是不厌其烦地催促他出远门做生意挣大钱。从未下过海的他很是犯难，但他偏偏又是个火巴耳朵，也就只好从命了。
行前，他找严君平算了个命，想问问此番凶吉，严君平微微一笑，说出四句话：“贾家店不歇，雷公崖不靠，油倒头上不洗，一斗谷子七升米”，之后就再也没说什么了。这四句话啥意思？好让人匪夷所思啊！王生本想求严君平诠释一番，可在这位有着仙风道骨般的大师级人物面前，那份本能的拘谨和怯场却又令他有口难开。毕恭毕敬地道了声谢后，他也就只好起身上路了。
晓行夜宿，那日到一小镇，见天色渐晚，便找了家客栈投宿。刚入住，突然间整个房舍就象浇透了汽油被一粒火星撞燃似的，顿时火光冲天，红透半边天。这突如其来的大火吓得王生夺门而逃。刚出大门，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原来是门楣上方额匾被大火烧落了下来，额匾上书“贾家店”。王生不由冒出一身冷汗，他想起了严君平说过的“贾家店不歇”那句话，却是指这事，心中连呼神也！奇也！此时，他像只受惊野兔似的逃离了这个本不该来的鬼地方。逃至一山谷前，忽闻山林飘来笛声阵阵，循声望去，但见一牧童骑着牛缓缓而来。王生便迎了上去，问声小弟弟这是啥地方哦？“咳，这个地方你都不晓得嗦，赫赫有名的雷公崖得嘛！”王生大惊，正想再问，那牧童已没了踪影。天哪，雷公崖靠不得呀！倾刻间山崩地裂、沙尘障天、巨石飞滚、大雨滂沱，灾难再次降临。把个王生惊得魂魄都没了，他像疯了似地沿着回家的路上狂逃。狂逃路上心中还不免后怕，幸好我问了这地名，不然再往前行后果不堪设想啊！
当他浑身泥浆，衣服已不辨本色，疲累惊惧到极点地逃到家已是夜半时分。此刻他老婆手举油灯开门将他一照，就像撞上鬼似的差点晕了过去。那举灯之手一颤抖，灯油正好不偏不倚地泼落到王生头上。他本能地想擦去又突然想起“油倒头上不洗”那句警示，也就没敢轻举妄动。这夜王生只草草地擦了擦脸，没洗头，他只把头上的油均匀地抹了几把，便拥着老婆倒床就鼾鼾大睡。
那知一觉醒来，老婆已躺在血泊之中，身首异处，王生见状不禁失色大惊，哭的死去活来。他跌跌撞撞地跑到官府报了案，将自身遭遇向县大老爷一一诉来。诉毕，县大老爷摇晃着脑袋，捻着胡须，细细玩味着严君平给王生算命时所说的“贾家店不歇，雷公崖不靠，油倒头上不洗，一斗谷子七升米”那四句话。沉吟半晌，突然眼睛一亮，喝到“还有三升糠呢？”当即一拍惊堂木命衙役全城搜捕康三升。
本县城果真有个康三升，将他押上公堂，照例是先打二十大板。康三升哪熬得住这皮肉之苦，也就一一招来。原来康三升乃贪婪好色之徒，他与王生之妻早就勾搭成奸。可王生时时在家看护，这就成了他二人“苟合”之大碍。于是二人图谋逼王生远走他乡做生意去。哪知王生背井离乡不久，就遭遇“贾家店”、“雷公崖”之险恶，迫不得已才打道回府。而此时，康三升正与姘头苟且偷欢，忘乎（其）所以，王生的突然出现如同从天而降，好让这对野鸳鸯措手不及。惊慌中康三升只好躲在床下。可素有恶人德行的他，岂肯就此罢休，他在心里咬牙切齿地骂道：“好块羊肉，怎地又落在狗嘴里。”他猛地又想起一句古话“欲求生快活，须下死工夫”。干脆宰了这坏了我“好事”的狗杂种，难道还愁“转正”不成！于是待王生鼾睡入梦乡之际，从床下钻了出来，抓起一把菜刀，又到床前。可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床上躺二人该杀谁才不会有误呢？康三升想了想，终于开了窍：唯妇人梳妆打扮才会头上擦油，头上有油者，定是我那“温香软玉”，“她”身旁那家伙定是王生，老子就让他一命归天。可康三升哪里晓得，他一出手触摸着的却偏偏是王生那油头，当然他更不知王生头上的油是哪来的？总之他死死地认定：油头之人即妇人。于是操起菜刀糊里糊涂地就对准王生身旁那本不该杀的姘头一阵猛砍。他姘头还来不及叫一声，更没法看清他一眼，霎时间就成了他的刀下鬼了……
这个故事到了最后，自然是以康三升杀人抵命吃了官司而收场，但这个故事的看点却无疑是彰显了严君平的神秘、神奇与神妙。其实严君平是人不是神，可人们却有意无意之间将其神化，这或许是人们对心目中的杰出人物过于迷信，这又或许是为了构建美妙的精神境界，表达良好愿望和期盼人们常有的情感`寄托和心灵慰藉吧！
53号大院叶家机坊
成都自来以生产蜀锦蜚声海内外，有锦城之美誉。至清末全市织锦机坊星罗棋布达2000余处。据《成都通览》记载，仅君平街就有“王三义森”、“陈裕顺”、“苟万长”、“杨恒发”、“张洪顺号”绸缎机房五家（门牌号不详）。
可到了民国年间，因洋货的冲击，却渐渐只有君平街53号叶家大院一家了。其业主叶兴元、叶智良兄弟俩拥有6台花楼木织机。
织机为竹木结构，长1丈有余。每台织机由2名机工操作，1人在花楼上提花，1人在机前踏纵，丢梭打纬。在一片啪——嗒、啪——嗒的节奏声中“梭过之后，居然花现。”其图案有的如行云流水，有的见奔放活泼，各种祥禽瑞兽奇花异草纷纷跃然锦上。其锦色泽鲜亮、秀美雅致、质地上乘、名声在外，很是畅销。客户远至西藏、新疆等地。有西藏少数民族多次组团来此考察订货，后经西藏并继而出境，销往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可到了民国末期，叶兴元、叶智良的儿孙晚辈都未能“子承父业”。叶兴元之子叶崇修早年拉得一手好胡琴，甚是痴迷，进而脱颖而出跻身成都川剧界。民国时期，即在今祠堂街原四川电影院旧址、当时属设施一流的锦屏大戏院任名琴师。晚年，又频频亮相于华兴正街悦来茶园川剧舞台，依旧用他爱不释手的胡琴，为自己和在此品茗的老茶客和川剧玩友、票友们带来欢乐和美的享受。直到那天演出之中，他的琴声骤然中止——这位老琴师因中风不幸瘫倒在舞台上，从此就再也没能站立起来……
而叶兴元也万万不曾料到，他的孙子叶友华——一条虎背熊腰的壮汉，所从事的职业竟是一家建筑公司的锻工。今已年过古稀退休赋闲，每每提及他爷爷开机坊织蜀锦那段经历，他往往会感慨万千，总爱说：那可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如今叶家机坊已成为历史。然而荡去岁月的浮尘，仍能见到君平街时事变迁的痕迹。
44号车行那些事儿
人力车，旧称“东洋车”，以日本率先使用得名。而成都民间则每每称它为“黄包车”。人力车因其小巧灵活，适合大街小巷穿行，方便舒适且价不贵，故民国时期是成都广为采用的交通工具。抗战时期，因成都外来人员很多，人力车发展尤为迅猛，呈现出一个高峰期。据《成都通史·民国卷》记载，1945年，成都人力车公司、车行多达700家，有车11260辆，车工3万余人。
大约在1942年吧，有位叫林致恩的小学校长，就在君平街44号同亲戚合伙开办了一家人力车车行。车行占地面积约300来平方米，有车好几十辆，每天到此租车的车夫就有近百人。君平街自此人来车往热闹了不少。其中有位车夫名叫王荣富，他与林致恩的交情尤为深厚。这是因为当年王荣富在林致恩的小学就读时，全靠林校长的鼎力相助，他才读到了小学毕业。因此，王荣富对林致恩一直深怀感恩之心。恰好，林致恩的这家车行正需要一位帮手来管理车行事务并兼管账目。林知道王本分老实，而王的新婚之妻又能写会算，便请王夫妇来干这份工作。恩人相邀，王当然应允。况且，林开出的工钱是每月三斗米，这对知足常乐的王荣富来说，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1943年初，王荣富夫妇就从王家塘街搬到君平街44号人力车车行居住，直到1951年，在这里一干就整整干了8年。
白天，人力车全都放了出去，地盘显得很空旷。可一到傍晚和深夜，人力车又陆续回到车行，整个地方又停满了车，景象十分壮观。王荣富夫妇每天早、晚最忙，要登记好谁领了哪辆车，车牌号是多少，以免搞错。晚上交车时，又要收车牌和份钱（又称底钱）。他们最担心的是，漏收份钱和丢失车辆。好在王荣富对人力车夫好，自己又细心，所以从未发生过丢车的事。老板林校长非常满意。1944年2月，王荣富的大儿子王光明出生了（王光明后来便是笔者初中同窗好友），这时三斗米的工钱显然不够家庭开支，于是从这年起王荣富自己也拉人力车挣钱，以补家用，车行的管理主要就由妻子黄继英负责料理。三斗米的工钱再加上王荣富拉人力车挣来的钱，全家人的生活才算有了保障。后来王荣富夫妇又生了两个儿子，邻居们很羡慕，说，王家福气好啊，生了三打三个儿子，将来生活有依靠啊！
那时，王家的街对面住着一位姓周的裁缝。周裁缝家里有一个乌龟壳，他经常用乌龟壳给邻居们占卜算命。一天，他跟王光明兄弟三人占卜后便对王妈说：“你的三个儿子老大王光明命最好，老二命最不好，老三命一般。老大生于甲申年是一个甲字，生于这年农历正月，又是一个甲字，生在子夜一点，还是一个甲字，三甲归田，所以命好。”占卜岂能当真？可后来的事实却也真巧——王光明的一生的确比较幸运。从小学到中学，后来又到北京读上了一流的外交学院，可谓一路顺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防部外事局工作，先当参谋，后来担任欧洲处领导，驻外首席军事专家（军事使团团长）、驻外武官、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军乐团、三军仪仗队总领队等。在老百姓的眼中是在京城做官的人。退休之后，他仍居北京，家庭幸福，生活充实。著有自传《光明回忆——一个军队外事工作者的经历》，洋洋洒洒三十五万言。因是老同学，他送了我一本。
王光明的命好那是没的说。这跟所谓“三甲归田”有必然的联系么？非也！光明我了解，他不是宿命论者，当然他也不这么认为。兴许还是他老爸王荣富说的实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这个人力车夫的孩子不可能上大学，也不可能到北京，更不可能当上军队的干部啊！……”（见《光明回忆》）
1951年之后，君平街44号车行便没了踪影，但我却经常想起当年车夫们拉着黄包车满街跑的情景，以及骆驼祥子的故事。
“活鬼走路”悲剧引发市民怒潮
1945年，成都地区爆发过一场被市民称之为“虎列拉”（霍乱译名的简称）的瘟疫。据长辈亲历——那场瘟疫来势凶猛、死亡惨重，且死者多为生存条件恶劣的穷苦百姓。当时重庆《新华日报》8月24日就曾报导过：“成都霍乱流行已死4000余人”。由于死亡的人多，市区内棺材铺积存的方子均销售一空，哭丧之声四处皆闻，街头巷尾谈“虎”色变。
面临这场瘟疫，当时的执政者却少了应有的抗击能力和治病救人的方略。为应急，“临时抱佛脚”才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组建了一个专门收治霍乱病患者的成都市第一医院。其实所谓“收治”，更主要的是将患者集中起来以防蔓延。因经费投入不足，缺医少药，救治不力，入院者康复的不太多，死亡的却不少，有的病人死了，连医护人员都无法知道。但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这家医院大失其医德，居然将严重吐泻休克的病人视为气绝身亡之人打入另册，拖进停尸房，撒上石灰，美其名曰“消毒”。以至于闹出了一个“活鬼走路”，让人欲哭无泪的“大笑话”！
活鬼者，人力车夫刘青山便是。刘青山因染霍乱即住进了这家医院，入院不久因吐泻厉害而休克，但并未死去。可院方即迫不及待地将他拖进停尸房，并在他身上撒遍了石灰。没多久，刘青山苏醒了过来，方觉双眼灼烧疼痛，难以睁开。因停尸房内设有电灯，他什么也看不着，更不知自己睡在哪里，只觉身旁有尸体，于是从尸体上爬了过去，偏偏倒倒地走出停尸房的后门，沿小南街往南走，再左拐，向着有一丝微弱灯光的君平街走去。那时君平街仅是一条背街小巷，没有街灯，夜深人静一路漆黑。此刻的他，见一居民手提一盏亮油壶入厕解便，遂尾随其后。那人耳听身后脚步响，一转身，突然看见一个全身白色，面目不清之人在其身后，满以为撞上鬼了，吓得魂不附体，哇哇地大叫起来。这一叫，便惊动了街坊四邻。当时君平街多是机房，尚有夜织者未入眠，一闻大叫声即赶紧出来。一看，天啦！这哪里是啥子鬼啊？就是那个拉黄包车的刘青山得嘛。问其所以？大家才恍然。医院竟胆敢将活人当作死人处置！这一伤天害理的行径，顿时激起众怒。众市民随即撵到医院停尸房查看，结果发现还有一息尚存者，这下就更令市民们怒不可遏，于是，便动手砸了这家市立医院。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市的“活鬼走路”事件。
今天回首这一往事，很自然地会让人联想到非典肆虐的2003年，是我们的党和政府以人为本，始终把救人放在首要位置，始终秉持生命至上原则，不放弃，不抛弃。两者一对比，孰是孰非，泾渭分明。
君平街的小学和同善堂
原君平街83号，早年是一小巷，成都人习惯地统称这类小巷为“火巷子”。因太过重名，1981年地名普查时将其定名为君平巷。进这小巷右拐，民国时是一所私立小学：“建本小学”，这是一所有教无类的平民学堂。校址为原私立成公中学初中部。成公中学迁走后，于民国27年（公元1938年）建本小学即从原址文庙西街的华阳县文庙内迁至此地，直至上世纪50年代停办。
建本小学入学年龄放的很宽，1948年笔者4岁发蒙进的就是这所学校。调皮嬉戏是小学生的天性。那时，放学路上，倘若有大孩子一声吆喝，小同学就会跟着来个童声齐唱：“建本小学，没得脑壳！”其实脑壳与小学二者风马牛不相及，许是成都话的“学”、“壳”二字同韵吧，这样唱，无非是闹着好玩。虽然唱着“没有脑壳”，可它实实在在成了我们成长道路上一段弥足珍贵的经历，给了我们许多童年的智识和欢乐。
自建本小学停办之后，校址也就移作他用，曾办过成都交通工具厂，专门从事架车、汽轮车一类的非机动车生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君平街还有另一所小学，这就是后来笔者转学的“君平街小学”（初期归属汪家拐小学），地址就在君平街113号。这是一所完全由庙宇改建而成的小学，庙名“同善堂”，是成都的道教宫观之一，始创于清朝康熙年间，有房屋14间，面积2.1亩，塑像多尊。
无独有偶，今武侯祠对面也有个同善堂，那是一个可以刷社保卡购药的大药房，至于它与君平街的同善堂何以齐名？是偶合还是有啥渊源，笔者就无从知晓了。
民国时期，同善堂内有一“字库”，其状貌颇与今天我们见到的大慈寺字库相类似。字库是用砖筑就的，上有门，下有通风口，是专门用来焚化“字纸”的。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说：文字是古圣贤心迹，字纸不可秽用，废弃的字纸应焚化。可见敬惜字纸之风由来已久。我年幼时常听老人言：不惜字，糟蹋了字纸，就是侮辱了圣贤，用字纸揩屁股，眼睛要瞎的。告诫人们字纸最好是焚化为好。“惜字”方能“得福”。那时，常见一些拣了字纸的肢体残疾人，半盲人到此字库焚化，以祈福求平安修来世。来烧字纸的人很多，字库就被焚烧的烟火香烛熏得很黑很黑。
字库旁有池塘，水面约一亩，池塘蓄有水，救火消防是一大功劳。难怪在没有自来水的旧时成都，池塘还真不少呢！此外，这同善堂的池塘还能派上另一个用场：放生。总会有人从市场上买回龟、鳖、鱼、鳝、虾之类，然后将它们一一放生池中。放生者多为信奉积善成德必有好报的老人。于是街坊都习惯叫它放生池。
同善堂原本就是弹丸之地，改装变验成小学，实在是没一个能满足学生开展体育活动的场地。万般无奈，学校只得填池造地建操场，于是组织了浩浩荡荡的板车（这是上世纪50年代成都最常见的运输工具）队伍，满载着泥土向学校挺进！车车泥土似大江截流般轰然倾倒在池塘之中，不几日，池塘就变成了操场。其间，我亲眼目睹过2只老乌龟不堪围堵逃难似的爬到岸边栖身的情景——探头探脑地扭动着脖颈，时而仰望蓝天，时而环顾左右，那模样似在呻吟，在哭泣，好不让人顿生怜悯。
离池塘不远有大殿，建校之初，大殿是学生课余活动唯一最集中的场地。这里备有那时最时兴的腰鼓、高跷一类的文体用具，学生们玩得都很开心。高跷是木质的，双手可以掌握，同捆绑在脚杆上归成人踩的那种高跷相比，就安全了许多。记忆中学校的教室都很简陋，将一些聊避风雨的过道、走廊，钉上几块大木板一隔也就成了教室。教室与庙中的塑像近在咫尺，有校园琅琅的读书声，正襟危坐的菩萨们自然也就少了几多寂寞。
在此几度春秋之后，笔者于1955年毕业就再也没有重返母校了。再后来听说在1969年这所小学升格成了君平街中学。（初中部）不久前，一种深深的怀旧情结驱使着我故地重游去看看儿时的母校，可遗憾的是无论怎么看，母校没了踪影，旧时简陋的校舍已赫然变为楼高22层，可容纳上万人同时开展活动的成都市青少年交流中心，真没想到这就是我的母校。
君平街人的市井生活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君平街是近年来整治改造人民公园周边环境，拆迁修葺之后的一条新街。其实在旧时它原本是一条窄街陋巷，两侧多为低矮青瓦平房。居者常是一些以做小生意和卖苦力为生计的城市贫民。这条街的街坊邻里同老成都人一样，都习惯将别人的职业当名字喊。诸如，棺材辅老板姓陈则叫陈棺材，铁匠铺老板姓张即呼之为张铁匠……戏谑中暗含亲切，受者毫不介意。而孩子们脱口就来的童谣更为和谐的邻里关系增加了几分欢乐。那时我与同学上学路过街东口陈棺材铺子时每每会高声大唱：“走一路来又一路，不觉来到棺材铺，老板的棺材做的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装起死人不得跑。”老板听后常开心一笑：“这些娃娃……”陈棺材的棺材铺当间摆着一口口黑森森的棺材，棺头朝外，漆光锃亮，总给我们这些娃娃一种神秘而又莫名的恐惧感。陈棺材不光是卖棺材，也做火匣子卖，火匣子如同火柴匣子，做工粗糙，用料单薄，于是老百姓则又戏称它为：鸡蛋壳。因价格低廉成为没钱买棺材的一些穷家小户的首选。细一想，棺材铺这行道最特殊，一不怕偷，二是难得有生意，三是更不敢欢迎顾客下次再来。说到底，“若要生意好，除非死人多”。在老街坊的印象中，陈棺材生意兴隆的时候，多半是在天寒地冻的冬至前后。因为人生不是四季如春，在那节骨眼上，总会有重病缠身的老人难以翻过这道坎坎。
顺棺材铺西行，间隔适中有铁匠铺三家，家家铺子都是炉火熊熊、风箱呼呼、锤声当当、火星四溅。首家是胡铁匠，惯打刀、剪、火钳、架架车零配件之类；中段一家是杨铁匠，以打黄包车、私包车零配件为主；靠街西一家是张铁匠，常打一些门扣、船钉一类的小零小碎。需多说一句的是，旧时成都水上交通盛行，航运船、摆渡船、淘沙船比比皆是，因之造船用的船钉需求量自然就多，老成都爱说的一句话：“饿死的骡驼比马大，船烂都有三千钉”，便是佐证。
紧靠张铁匠是一家纸活铺，制作和销售丧事用的灵房子、花圈、迷信家酬鬼神之物件。过年时则做笑头和尚、戏脸壳、马灯为季节性的大宗生意。旧时听成都人互骂：“你都是个人嗦？纸活铺都搞不赢！”受者莫不以为奇耻大辱，非打一架不可……
纸活铺对门舍户一小屋，住户“刘背子”。“背子”是凭一把力气专门帮人搬运家具一等重活的小人物。清末，《成都通览》就将背子归为成都七十二行之一，应该算是成都最早的“搬家公司”。旧时的风俗是家具过背，棺材要抬，分工明确，不容跨越。于是，凡家具搬运之事就非“背子”莫属。刘背子干这行不久，就很在行了，纵使庞然大物背上压，丝毫也无碍他行走自如，诀窍何在？他说：“一背负千斤，腰腿要同心，收气在丹田，起重在脚根。”难怪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后来年岁大了，从不虚泰山压背的他却最怕闪了腰背，于是就改行当起了“打更匠”，自然他的称谓又叫“刘打更”了。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刘打更就会风雨无阻，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幽幽的小街小巷，准时为大家报时，一边敲锣，一边吆喝：关好门户，小心火烛；烘笼上床，惹火烧房；惹火烧房，家破人亡之类……久而久之，一些很晚才睡的“夜不收”，单凭他由远渐近，由近飘远的打更声，就大致可知刘打更已走到哪家哪户的门口了。
最令笔者刻骨铭心的是君平街的“二仙牌”蚊烟，那是缘于儿时一段沿街叫卖蚊烟的难忘经历。上世纪50年代，君平街有家“王蚊烟”经营的店铺生产“二仙牌”蚊烟卖批发。蚊烟生产过程很简单：先将白纸粘糊成长约二尺多的肠衣状，内中灌满含有中草药杀虫成分的木屑，再用木棒将其杆压平整缠系成内径约12公分的圈儿，最后则在每圈蚊烟上面盖上土红“二仙牌”木刻印章。成品的批发，一般都在每天下午，除个别纸烟铺、杂货铺进回去配摊子外，来进货的主体阵容是沿街叫卖的小贩们。那年为挣学费，年仅11岁的我也就“跻身”其间过早地当了一盘小贩。当时是批发价4分5厘钱10圈，沿街叫卖，能卖到6分钱10圈，倘若有人愿出价7分钱，就算你走运了，足见利之微薄，挣钱之艰辛。沿大街小巷吆喝叫卖了一个多月，说来令今天的年轻人难以置信，我赚的钱还不到四元，还算好，开学时必须缴纳的学费总算是有了着落。这让我多多少有了点自食其力的成就感。
光阴就像电影转换镜头那样过得飞快，百年君平街在城市大拆迁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街变宽了，房变高了，交通变畅了——它曾作为115路公交车的起点站，可径直抵达新国际会展中心……而它昔日曾经的同善堂，叶家机坊、人力车车行、棺材铺、铁匠铺、纸活铺、蚊烟铺以及笔者未能述及的布鞋铺、布壳铺和那在昏黄天光中挂着亮油壶灯笼、灯笼上书“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小小栈房……早就在城市现代化的疾速跃进过程中“灰飞烟灭”了。可它却基本浓缩了成都普通市民一个时期的生活风貌。
传统不应也不会化为灰烬，作为对故土有剪不断情结的成都人，“不时地回头看一看老成都，知晓我们从何处来，那个来处有些什么必须继承，以充实我们的精神文化。”（流沙河语）这应该便是本文的要旨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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